据《宋史·吕公著传》，神宗熙宁元年(1068)，“礼官用唐故事，请以五月御大庆殿受朝，因上尊号。公著曰：‘陛下方度越汉唐，追复三代，何必于阴长之日，为非礼之会，受无益之名？’从之”。吕公著所谓“度越汉唐，追复三代”，如上所述，正是仁宗以来士大夫群体的共同理想，而对于即将推行大规模变法的宋神宗君臣来说，这也是他们高悬于前的政治愿景。也是在熙宁元年，后来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在这年四月“始造朝”，受到神宗接见。《宋史》卷三二七本传载：“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王安石此对，王夫之谓之“首以大言震神宗”(32)，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士大夫急欲致君尧舜、复兴三代盛世的迫切心理。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虽然也是言必称“二帝三王”、“先王”，但他对唐太宗、魏徵君臣及其贞观之治，仍推许有加，认为“其所施设”大略可合“先王之意”，“三王以来未有如此盛时”。然而十年之后的他，为了激励神宗变法，竟以轻视的语气，谓唐太宗不足为法。当时朝野对“被遇神宗、致位宰相”的王安石也抱有极大期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33)同样是在熙宁初，因吕公著推荐而担任监察御史里行的程颢，在所上神宗《论王霸之辨》表中亦云：“陛下躬尧、舜之资，处尧、舜之位，必以尧、舜之心自任，然后为能充其道。汉、唐之君有可称者，论其人则非先王之学，考其时则皆驳杂之政，乃以一曲之见，幸致小康，其创法垂统，非可继于后世者，皆不足为也。”(34)程颢和吕公著均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对变法持保留态度，但他们三人在致君尧舜、超越汉唐的政治理想上，竟如此一致，表明仁宗以降士大夫在“度越汉唐、追复三代”的时代使命上，有着高度的共识和自觉。
    朱熹所谓“国初人……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若就政治、军事实力而言，显然是夸张不实，但朱熹说的是“礼义”、“经术”，非指硬实力，实际上他主要是说理学，因而他又说要待二程出，“此理始说得透”，即理学才发展成熟。若谓宋代理学之超迈汉唐，远承三代，则并非朱熹一人之见。如陆九渊《与李省幹书(二)》即称“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三书》亦称“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35)。而宋朝理学之“远过”、“独优”于汉唐经学，即在于注重“义理”。用南宋末年大儒黄震的话，即是“汉唐老师宿儒泥于训诂，多不精义理”，“自本朝讲明理学，脱去训诂”(36)。而用内藤湖南的表述，则是宋代学者“怀疑旧有注疏”，“用本身的见解去作新的解释”，“自称从遗经发现千古不传的遗义”(37)，其中最后一句即是张载所谓“为往圣继绝学”。陆九渊曾说：“韩退之言轲死不得其传，固不敢诬后世无贤者，然直是至伊洛诸公，得千载不传之学。但草创未为光明，到今日若不大段光明，更干当甚事。”程颐则称程颢“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38)。他们将汉唐视为经学的黑暗时期，要到二程之“洛学”出，复兴古学，方使“千载不传之学”重放光明，这都充分显示了宋朝士大夫在文化上的使命感和自豪感，与西洋文艺复兴时代知识人的时代自觉不无相似之处。
    宋人的时代自觉，还表现在杨联陞先生所论“朝代间的比赛”即所谓“本朝事胜前代”的议论上(39)。这类议论自宋代以后增多，而以程颐的一段话最为有名：“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40)这里不妨参照《宋史》卷三《太祖本纪第三》末史臣赞语：“(太祖)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呜呼，创业垂统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上引可知：其一，伊川所举宋朝超越前朝诸事，均属“忠厚廉耻”、仁政德化之类，即赞语所谓“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非谓国力武功。其二，有宋文治在“三代而后”位居第一，即上接三代、下越汉唐。其三，有宋在文治上取得如此成就，在于“睿主开基”奠定规模，即所谓祖宗之制。而吕大防则从七个方面对“祖宗家法”如何超越前代作了论述(41)，所举也无非宽仁文治之德。可知宋代士大夫对本朝在历史上的地位，即文治德化之上承三代、度越汉唐，有着强烈的自豪感，他们似乎不屑于或者有意忽略与汉唐在国势军威方面的对比(42)。陈寅恪对宋代文化曾予以高度评价，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43)。宋史专家邓广铭则谓“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44)。参照宋人对所处时代的自觉意识，应当承认上述陈、邓二氏对宋代文化发展水平的判断，是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的。内藤氏正是根据宋代文化的先进性将之视为中国的“近世”。
    “文艺复兴是对人类历史的反省”，“是中世的自觉、古代的发现、同时还是近世的创造”，“因为文艺复兴是人类第一次的历史自觉，故此成为人类文化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45)。本于文化史观的内藤唐宋变革说所划分的“近世”，与此前的“中世”虽然有延续的一面，同时也有明显的断绝，足以自成一新阶段。明代学者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称：“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46)与内藤湖南有过交往的近人严复亦称：“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47)陈、严二氏的话都说明了宋代与前此时代的断绝，与后世乃至陈、严所处时代的接续。内藤湖南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全面系统的把握，而且曾于清末民初多次到中国考察，他认为“宋代形成的中国新文化，仍旧延续到现代”，“宋代人的文化生活与清末的文化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48)，则是基于他对中国历史、对中国当代的深切了解，而这对于他创立“宋代近世说”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