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唐故事”与宋朝士大夫的时代自觉
    宋进入“近世”，暗含着宋以前至少是与宋相接的前一个时代是“中世”，内藤假说则以五胡十六国到中唐为中世，而以前此的后汉后半期至西晋为古代向中世的过渡期，后此的唐末至五代为中世向近世的过渡期。
    如所周知，将历史三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在西方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它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在辉煌的古代文化和自己所处的时代之间，有一个黑暗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就是要复兴当时人们心目中高度发达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作为欧洲从中世向近代转变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被视为欧洲近代文明形成阶段的标志。中国的近世是否有与之相类似的文化运动呢？前已述及，内藤湖南正是将宋代比拟为西洋的文艺复兴时代，其高足宫崎市定对之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证，认为“东洋(宋代)的文艺复兴比西洋的文艺复兴早三个世纪”，甚至前者还“启发和影响”了后者。同情内藤假说的西方学者如谢和耐，亦主宋代文艺复兴说(11)。循此思路，宋代所复兴的古代文化，应该是后汉中叶以前的文化。那么身处“近世”的宋代人，对自己的时代是否有一种自觉意识？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前此时代特别是与宋相邻的唐代呢？
    朱熹曾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得说透。”(12)即认为在经术、礼义方面，宋初便以复兴三代为目标，并自觉业已超越唐人。“国初”具体指宋代何朝？不得其详。内藤湖南对宋朝文化动向的判断，似与朱子有异。氏著《支那近世史》第7章“文化的变迁”认为，“宋朝初期的文化基本延续了五代末年的文化”，宋初太祖、太宗、真宗时代，“都有复兴唐代贵族文化的愿望”，直到仁宗以后，才背离“太宗、真宗的企图”，进入唐中叶开始萌芽的新文化的“成熟期”(13)。我们知道，宋初太祖、太宗时代，形成了所谓“祖宗家法”，真宗时仍“谨守成宪”。祖宗家法的核心是“鉴五代藩镇之弊，尽夺藩镇之权”(14)。乃因“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甚相绝哉”(15)，即宋太祖之称帝建国既与此前的五代诸王朝相类似，那么其结局也就极有可能蹈“五代”覆辙，成为又一个短命王朝。祖宗之法的制订正是为了避免这一结局，以保证王朝的长治久安。不难想象，宋朝既然不愿意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那么，可以效法的楷模首先就应当是离它最近的唐王朝，当然还有比唐久远的汉朝，以及更远一些同时也被认为更理想的“二帝三代”。事实上宋朝初建，即以汉、唐继承者自居，故其典章制度，往往以“汉唐故事”为典范。其例甚多，以下略举太祖至仁宗朝数例，以概其余：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八神宗元丰四年十月甲戌条：详定礼文所言：……恭惟艺祖(960-976在位)受命，初有天下，踵汉、唐故事，祭四亲庙(16)。
    《宋史·李昉传》：“(太宗)端拱(988-989)初，布衣翟马周击登闻鼓，讼昉居宰相位，当北方有事之时，不为边备，徒知赋诗宴乐。……会边警益急，诏文武群臣各进策备御，昉又引汉、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为言，时论称之。”同书《苏易简传》：“(太宗淳化三年(17)[992]，)会郊祀，充礼仪使。先是，扈蒙建议以宣祖升配。易简引唐故事，请以宣祖、太祖同配。从之。”同书《真宗纪三》：“(天禧四年[1020]，)冬十月戊寅，命依唐制双日不视事。……(天禧五年冬十月)壬子，依汉唐故事，五日一受朝。”同书《礼志一》：“(仁宗)嘉祐(1056-1064)中，集贤校理江休复言：‘……乞依汉唐置廪牺局。’下礼院议……乃置廪牺局。”(18)
    上引表明，宋初以来，举凡礼仪、朝会、职官乃至边防、外交，无不引汉唐故事为典据。又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八仁宗庆历六年(1046)六月丙子条所载，当时执政高层曾围绕制科发生争论，且因夹杂人事纠纷，故激烈异常，但争论双方所依凭的都是汉唐故事，唯对故事的理解不同而已(19)。按宋代制度本来多承唐朝(20)，而宋复有经筵进讲故事以供皇帝鉴戒之制。《玉海·帝学》“经筵进故事”条：“元祐二年，侍读苏颂请诏史官学士录新、旧《唐书》，日进数事。十一月壬申诏经筵官遇非讲读日，进汉、唐故事二条。建炎四年八月四日，谢克家请日轮侍从进前代、本朝故事涉治体者三事。……端平元年二月九日，诏侍从经筵官进故事。”(21)宋人文集中有的收录了所进故事文本。兹据范祖禹《范太史集》、廖刚《高峰文集》、张纲《华阳集》所收“进故事”(22)，列出下表。
    上表可见，当时进讲于经筵以达天听的故事，主要为汉、唐故事和宋本朝故事，而以殷鉴不远的唐故事最多。衡诸版图之狭阔，国势之强弱，特别是在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中威信之大小，宋均不能望汉、唐项背，故宋代君臣愿以汉唐为楷模，以汉唐故事为典范。北宋真宗以后，朝廷曾多次录用唐代名臣贤人之后为官(23)。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轻的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希望宋朝能以“为富为寿数百年”的周汉李唐为法，“继于唐人”，兴致太平(24)。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宋朝君臣力图复兴三代、超迈汉唐的宏伟抱负。太宗淳化五年(994)，翰林学士张洎因善事宦官，“尝引唐故事，奏内供奉官蓝敏政为学士使，内侍裴愈为副使。上览奏，谓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其覆辙，卿言过矣。’洎惭而退”(25)。可知宋太宗对唐故事绝非无原则遵循。仁宗景祐二年(1035)五月庚子太常礼院奏言中，称太宗“引搢绅诸儒，讲道兴学，炳然与三代同风矣”(26)，从宋太宗对唐代弊政的警觉，谓其向往三代之治，不能说全是溢美(27)。《宋史》卷二九七《孔道辅传》：
    (仁宗)明道二年(1033)，召(道辅)为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会郭皇后废，道辅率谏官孙祖德、范仲淹……段少连十人，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当轻议绌废。愿赐对，尽所言。”帝使内侍谕道辅等至中书，令宰相吕夷简以皇后当废状告之。……夷简曰：“废后有汉、唐故事。”道辅复曰：“人臣当道君以尧、舜，岂得引汉、唐失德为法邪？”
    道辅认为应致君尧舜，不可以“失德”的汉唐废后故事为法。也是在仁宗时，太学教官孙复致书范仲淹，“以宋有天下八十余祀，四圣承承，庞鸿赫奕，逾唐而跨汉者远矣”(28)。仁宗时的另一位太学教官石介则著《汉论》，批判汉“革秦之祚”，而“不能革秦之弊，犹袭秦之政”，导致“三王之道不复”，乃“汉之罪也”(29)。余英时考证指出，在仁宗时代，士大夫兴起了一个超越汉唐、回归三代的运动，并在“‘三代’理想的号召下，提出了对文化、政治和社会进行大规模革新的要求”，从而构成神宗熙宁变法的思想背景(30)。余氏的说法，与前述内藤湖南所谓仁宗以后放弃太宗、真宗“复兴唐代贵族文化”的“企图”，进入唐朝中期开始萌芽的新文化的“成熟期”，颇有一致之处(31)。而从下列神宗变法之初士大夫的议论，也可以印证余氏的论断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