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郢书燕说--宋人对唐代文化的改造性接受
    日益深入的研究表明，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心目中以前时代的形象，无论是中世纪的黑暗，还是古典文化的辉煌，都是当时人们以所处时代的价值尺度和自身的希望、想象，有意无意对接受对象进行丑化或者美化之后形成的，并随着接受主体价值尺度的变化而变化。所谓复兴古典文化，实际上也不过是在复兴名义下的文化创新(49)。如所周知，宋代理学家对韩愈的接受和评价，就经过了一个由尊崇而平视以至不无卑视的过程。韩愈死后下至北宋前期，他被视为直承孔、孟、荀、扬(雄)、王(通)的一代大儒，“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50)，北宋中期以后，对韩愈的品性渐有微辞，如苏轼谓其《示儿》诗，“所示皆利禄事”，“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程颐则谓“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51)。随着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成熟，对韩愈的批评更由品性及于学问，甚至对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功绩也不无保留。王安石曾作诗讥刺韩愈：“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无人识道真，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又有“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之句，其弦外之音是要与韩愈划清界线。于是在北宋后期，此前从周公、孔子下至韩愈的道统名单，被宋代理学家从孟子处拦腰截断，然后接上他们自己的名字。程颐《明道先生行状》称程颢“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于是，“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就这样被“开百代未明之惑”的程颢取而代之了。后来程颐干脆直称“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者”，为乃兄程颢“一人而已”了(52)。
    白乐天的名作《琵琶行》，在唐代传诵极广，后世评价亦高，“其语意甚当，后来作者未易超越也”(53)，盖如陈寅恪先生所论，此诗既为流落浔阳江头的长安故倡女“感今怀昔而作”，又连绾作者“迁谪失路之怀”，“乃有真实情感之作”(54)。然而宋人洪迈，则疑乐天此诗所叙情事本无其实，不过系作者虚构，借以抒其天涯沦落之感而已(55)。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第2章《琵琶引》认为洪氏对白诗的解读，首先在文意理解上即有误。如洪氏谓“乐天移船夜登其舟与饮，了无所忌”及“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弹丝之乐，中夕方去”云云，均与原诗不合。原诗“移船相近邀相见”之“船”，乃“主人下马客在船”之“船”，即乐天移其所送客人之船，以就茶商妇之船，并邀此妇从其所乘之船出来，进入客人之船，故能添酒重宴(56)。乐天原诗并未言及自己何时从商妇船中出去，洪氏“中夕方去”实乃臆加。所以有此臆加，则因洪氏以为乐天既夜入商妇船中，若中夕不出，岂非留宿于商妇船中？贤如乐天必不至此，故称其中夕乃出。洪氏对白乐天诗极熟，之所以有此误解，陈先生认为乃与我国社会风俗古今之变迁有关。我国社会风习，特别是男女礼法等问题，唐宋两代实有不同。在唐人看来，此茶商所娶此长安故倡，只不过是一寻常外妇，双方的“同居”关系本在可离可合之间，当时士大夫风习视其去留离合，本无足轻重，乐天原无顾忌，洪氏乃是以宋人之心度唐人之腹。正像宋人对韩愈品性、学问的批评，也是以宋代的价值尺度作为评价标准一样，而且随着评价者价值尺度的变化而变化。对白诗至为熟悉的洪氏，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出于为贤者讳，竟对《琵琶行》中明白如画的描述，平添枝节，曲为之说，甚至将实有其人的茶商妇，等同于东坡诗中用以寄托羁愁而设想为移自蜀中的海棠花。又如白居易的诗作《夜闻歌者》，唐人从中读到的是作者的“深于诗”、“多于情”，而洪迈却“慧眼”独具地注意到“一女子独处，夫不在焉”，无端生出“瓜田李下之疑”。
    与韩愈同榜(贞元八年)的进士欧阳詹，号称闽中及第者第一人，以文才著称。死后韩愈为之作《哀辞》，称其“事父母尽孝道，仁于妻子，于朋友义以诚”，《新唐书·欧阳詹传》亦采信之。而唐末人黄璞《闽川名士传》却称詹诗《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中所思之人，亦即诗中“驱马渐觉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之城中人，乃太原乐籍中一官妓，詹与之情深意笃，后因别离相思，二人竟先后以身殉情，演绎了一出惨烈动人的爱情悲剧。只是此事在《闽川名士传》之前并无记载(57)，而作者黄璞距欧阳詹生活的时代已有百年左右，故其事之真伪，尚在疑似之间。况且“唐代进士贡举与倡妓”之关系密切，唐代文士中诸如白居易、杜牧、元稹等与妓女交往密切甚至互许为诗文雅谈之友者，多不胜举，故欧阳詹即使有“太原妓”之事，也不足以影响他的名节。《闽川名士传》引述唐人孟简为此事所赋的诗中，也只是叹息欧阳詹因贪恋美色而英年早丧。然而此事到了宋代，却被指斥为有违孝道，则事关品行。北宋名僧契嵩撰文《非韩》(第22条)，攻击反佛斗士韩愈，并连及欧阳詹，谓其“以倡妇一恸而死”，“遗其亲之恨”，韩愈之表彰詹“慈孝最隆”，“不亦私其党而自欺乎”。南宋初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九亦称詹“不能以贻亲忧为念”，“岂退之以同榜之故而固护其短，饰词而解人之疑欤”。南宋宁宗、理宗时人真德秀、林彬之、黄介、喻良能以及陈振孙等，均主张应相信韩愈《哀辞》以及唐大中六年福建观察使李贻孙在《欧阳行周(詹)文集序》中对欧阳詹的高度评价，为“见毁于黄璞”的詹“洗千载之诬”(58)。实际上宋人对欧阳詹的评价，无论斥责还是回护，都是基于他们所处时代的价值观，并不代表唐人对欧阳詹的看法。四库馆臣对此事的评价至为中肯：“不可谓竟无其事。盖唐宋官妓，士大夫往往狎游，不以为讶，见于诸家诗集者甚多，亦其时风气使然。固不必奖其风流，亦不必讳为瑕垢也。”(59)
    如果说宋人对白乐天其人其诗，对欧阳詹其诗其行，是一种误读、误解，那么，更严重的情形就是直接对原作进行改造。《太平广记》卷一○一《延州妇人》：
    昔延州有妇人，白皙，颇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狎昵荐枕，一无所却。数年而殁，州人莫不悲惜，共醵丧具，为之葬焉。以其无家，瘗于道左。大历中，忽有胡僧自西域来，见墓，遂趺坐具，敬礼焚香，围绕赞叹数日。人见谓曰：“此一淫纵女子，人尽夫也，以其无属，故瘗于此，和尚何敬耶？”僧曰：“非檀越所知，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徇焉。此即锁骨菩萨，顺缘已尽，圣者云耳。不信即启以验之。”众人即开墓，视遍身之骨，钩结皆如锁状，果如僧言。州人异之，为设大斋，起塔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