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有关唐宋变革说的学术史回顾之作极多，近年来最称详备最富学理的代表性成果，当推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载《唐研究》第11卷“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1页。
    ②以上均见内藤乾吉“后记”，载《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东京：筑摩书房，1969年，第523-531页。
    ③原载《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汉译见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18页。唯译文末所注论文出处，将《历史与地理》第9卷第5号的出版年份偶误为1910年。
    ④以上详见弘文堂版《中国近世史》末内藤乾吉氏“跋”语(上揭《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收载此书时，书名仍恢复为讲义原题《支那近世史》，同时转载了内藤乾吉氏原“跋”语)，并参上揭《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末内藤乾吉氏所撰“后记”。
    ⑤内藤湖南《支那近世史》的汉译本，见夏应元选编并监译的《中国史通论》上册(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13-482页)，易名为《中国近世史》，不过此名倒是恢复了1947年此书初次出版时的题名。
    ⑥李庆：《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学术月刊》第38卷10月号，2006年，第116-125页)，曾就“唐宋变革说”提出的时期列出五种说法，他亦主张1909年说，当即本于内藤乾吉的判断。李氏所列第三种说法，为日本学者柳田节子的“1918-1919年前后”之说，但李氏又称“她(柳田节子)的根据何在，不很清楚”。按柳田氏之说，见于氏著《宋元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篇第1节《宫崎史学和近世论》，此文开首即称：“如所周知，内藤湖南氏提倡的宋以后近世论，是在1918-1919年左右。”(此文原载于野原四郎等编：《近代日本历史学的发达》上册，东京：青木书店，1976年，后收入《宋元社会经济史研究》，东京：创文社，1995年，第297-298页)当因“如所周知”，故柳田氏未出注说明。柳田氏的根据，显然是上文提到的杉本直治郎氏《支那近世史》听课笔记封面上内藤湖南的亲笔题签：“大正九年第二回，第一回为大正七、八两年。”如上所考，尽管这一说法也不十分准确，还是比以往公认的提出时间(《概括的唐宋时代观》的发表)提前了三年。
    ⑦如初版于1888-1889年的日本学者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即以上古至秦统一为“上世”，秦至金为“中世”，元初至当时为“近世”。初版于1904年的中国学者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则以草昧至周末为“上古之世”，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但二书大抵以历代治乱分合为断，非如欧洲史学中所谓古代(Ancient)、中世(Medieval)、近代(modern)，各有明确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形态内容。
    ⑧《支那论》后收入《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东京：筑摩书房，1969年。
    ⑨参山田伸吾：《内藤湖南与辛亥革命--另一个“近代”》，载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马彪等译：《内藤湖南的世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145页，第147-148页。
    ⑩对唐宋变革说证成最力、发展最著的是内藤弟子宫崎市定氏，他在1950年发表的长篇论文《东洋的近世》(汉译见上揭《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第153-242页)，弥补了内藤说在经济方面的不足，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宋以后中国社会的近世特征。对唐宋变革说最有份量的批判质疑，当首推前田直典氏1948年发表的《古代东亚的终结》(汉译见上揭《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第135-152页)，此文为后来的批评者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在这一面旗帜下，“历史研究会”派成为批判内藤学说的大本营，形成了与内藤“宋以后近世说”针锋相对的“宋代中世说”。唐宋变革说亦曾在欧美汉学界产生重大影响，被称之为“内藤假说”(Naito Hypothesis)，表明它是一个有待于论证、检验的命题。新近的成果或以包弼德氏的论著《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汉译本为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为代表。包氏认为应该对内藤假说进行扬弃，解构传统的理解，提出新的阐释框架，说见包弼德撰，刘宁译：《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2000年第3期，北京，商务印书馆，第63-87页。
    (11)上揭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特别是该文第5节“近世的文化”、“结语：东洋的近世和西洋的近世”。法国学者谢和耐著，耿昇译的《中国社会史》第5编，即题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5页，第287-301页。
    (12)《朱子语类》卷一二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85页。
    (13)上揭内藤氏《中国史通论》上，第394-3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