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①钱宝琮《戴震算学天文著作考》(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从文献资料入手，对戴震在天文算学方面的功与过，作了条分缕析的考证与评判；韩琦的《明清之际“礼失求野”论之源与流》(《自然科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和《“自立”精神与历算活动--康乾之际文人对西学态度之改变及其背景》(《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则从时代学术背景和中西科技交流史的角度，着力对西学的传播与学人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全面地挖掘。
    ②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明清时期已经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带动文化的繁荣。朱维铮认为：以江南为辐射中心的南国文化，在18世纪的主要形态是汉学。那么，汉学与西学同时在同一地域出现，应当存在某种实在的联系(《走出中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③关于宣城梅氏如何发掘和宣传“西学中源”说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可参见韩琦的《君主和布衣之间：李光地在康熙时代的活动及其对科学的影响》(《清华学报》(台湾)，1996年第4期)和《从〈明史〉历志的纂修看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载《科史薪传--庆祝杜石然先生从事科学史研究40周年学术论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④关于江永和梅瑴成争论的话题，可参见刘钝《清初民族思潮的嬗变及其对清代天文数学的影响》(《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3期)和郭世荣《〈翼梅〉引起的中西天文学之争》(《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5期)。
    ⑤戴震在西溪不疏园教授汪梧凤之子时，已经对西学研究精深，其弟子汪灼回忆云：“所著《勾股割圜记》，集《天官书》、梅氏、利玛窦之大成。”(参见《戴震全书》，七，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42页)而此时江永《翼梅》已成书，因为书中的“又序”即题署于“古歙西溪书屋”。
    ⑥关于徐光启的这一说法及其此说的发展和影响，可参见韩琦的英文论文："Astronomy,Chinese and Western:The Influence of Xu Guangqi's Views in the Early and Mid-Qing," in Statecraft and Intellectual Renewal in Late Ming China:The Cross-Cultural Synthesis of Xu Guangqi(1562-1633),eds.Catherine Jami,Peter Engelfriet and Gregory Blue(Leiden:Brill,2001),360-379页。
    ⑦引自梁启超《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饮冰室文集》卷40，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版。戴震一生坎坷，捉刀代笔之事常有。如其《屈原赋注》由汪梧凤出资刊刻，其中的《音义》三卷即托名汪氏所作。参见拙文《戴震〈屈原赋注·音义〉析疑》，《文献》，2001年第3期。
    ⑧洪榜却认为东原的这种行为是观其器识，各依其才应答。“有所请，各如其量以答之。凡见先生者，未尝不有所得也”(《戴先生行状》，《碑传集》卷50)。
    ⑨关于利玛窦等西人如何看待和适应中国环境的研究，可参见(法)安田朴等著，耿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
    ⑩高宗虽然不及圣祖精于天算学，但对乃祖“西学中源”的指导思想则一脉相承，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参见霍有光《从〈四库全书总目〉看乾隆时期官方对西方科学技术的态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5期。
    (11)《畴人传三编》卷3《阮元》(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条后，有诸可宝评文曰：“勿庵兴而算学之术显，东原起而算学之道尊，仪征太傅出，而算学之源流传习，始得专书。”
    (12)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类似“莱布尼茨受《易经》影响而创造二进制并用于计算机设计”和“《周易参同契》中的场论”之类的言论，由此也可想见戴震时代的学术困惑与人们理解的不易。
    原文参考文献：
    [1]席泽宗.科学史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2]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A].全祖望集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杨光先.不得已[M].合肥：黄山书社，2000.
    [4]梅文鼎.绩学堂诗文钞[M].合肥：黄山书社，1995.
    [5]纪昀等.历算全书提要[A].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江永.数学·数学序[A].丛书集成初编[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7]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M].第9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8]梅文鼎.宣城梅氏丛书辑要[Z].乾隆承学堂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