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注重实证，开拓新境
    戴震的这种做法也是有所借鉴和依傍的。且不说中国古代伪书的依托和篡改之事，单是在西学传入之时，西人利玛窦也曾把僧装换成儒装、将教堂变成大厅、以基督教教义替换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一些概念和术语⑨。譬如，汤若望来到中国后就用中文名，并取字曰道未，也是依《孟子·离娄》“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而来，借以拉近基督教与儒家的关系。所以，如果“细读《不得已》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立即看出来，杨光先对天主教的反感，是天主教的适应儒家”。([20]，205-225页)戴震的做法，或许受此启发，顺其道而行之。戴震不仅在入京之前已读过大量西学著作，对西学的传入及其方法路径了如指掌，而且在入京后，随即在秦蕙田处参校《五礼通考》、编纂《观象授时》，对李光地的学识和意图又有更多的认识。如《五礼通考》中论“虞夏观象”，戴氏就称道李氏“七政”之说，并接续云：“古人之以五行配时，其来远矣。推日月运，循五行之序，于是有岁之政焉，分至启闭是也。有月之政焉，正朔告月是也；有木火土金水五者之政焉，法制禁令各顺其时之宜是也。”方观承总评李、戴之说，云：“戴氏以岁月五辰为七政，其说似新。然日主岁，月主月，五星既五辰之精，其与以二曜为五纬、为七政者亦何异哉。惟不重在术数而归于授时熙绩之大，则于经义为得之。”([21]，《五礼通考》卷183《观象授时》)戴震编纂《观象授时》主要以梅氏《历学疑问补》和江氏《推步法解》为参校，择善而从，并时出己见。如《周天十二宫次》中引《历学疑问补》云：“欧逻巴之法因回回而加精，大致并同回法，故遂亦因之耳。徐文定公译西书谓：熔西洋之精算，入大统之型模。则此处宜为改定，使天自为天，岁自为岁，则岁差之理明，而天上星辰宫度各正其位矣。”戴震认为：“中法后用岁差、节气，不复系于星次，是中法革而不用者，彼犹仍之，遂令十二次之名随岁差迁徙，名与实爽。”([21]，《五礼通考》卷182《观象授时》)由《观象授时》中的诸多评语，可以看出戴震依违在李、梅、江三人之间，而显露出唯官方意识是从的复杂心态。
    东原以素衣秀才入都，在强手如林的京城能够撑起学术门面，所凭借的不可能是他屡试屡败的八股制义。而此后进入四库全书馆，领衔纂修官，倚重的也是叹赏其学的“名公卿”的极力推荐。当然，其前提必须是他的学术方向与朝廷意图保持一致，而这一点恰是东原首先要心领神会的。那么，要突出“西学中源”论，戴震的突破在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在实证基础上提升这一理论的高度。其《与是仲明论学书》云：“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勾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13]，371页)又云：
    欧逻巴之法本之回回，而回回法则本之中土汉时。故中法有二十八宿，彼亦二十八；中法分十二次，彼亦十二。其中气过宫者本汉人……中法知有岁差则显革之，彼因而暗移其法于黄道；中法即以节气、中气为一岁之界，彼乃袭星次为界，而不知其不可袭也。([21]，《五礼通考》卷182《观象授时》)
    戴氏通过实证说明了中土之勾股即西法之三角，西学是中学的演化和发展，改头换面的欧逻巴天算历法即起源于中国的《周髀算经》、《四分历》和其他历算古籍，西学的内容多是中学所固有的。“古漏刻之法，昼夜百刻。每一刻为六十分，以十分为一小刻，分隶十二辰，每一辰八大刻二小刻。梁天监中，改用九十六刻，每一辰惟八刻，始变古法，旋废不用。今欧逻巴以昼夜为二十四小时，一小时四刻，合之凡九十六刻，盖本于梁天监中所改者耳。”([22]，274页)戴氏通过古籍印证、数学考据之法，由中国历算知识与西域、西洋各种时间记录的比较考证，颇具理据和说服力。
    为了证明“礼失求诸野”的正确性，戴震凭借深厚学养，多方考证，指出：“明万历三十八年以后至崇祯末，西洋人庞迪峨、熊三拔等所译《新法历书》云，西法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岁之小余成一日，因而置闰。百年中为整年七十五，闰年二十五，共为三万六千五百二十五日。此即《周髀算经》‘三百六十五日谓之经岁，余四分日之一，积四年而增一日’也……西洋人旧法袭用中土古《四分历》，其新法则袭《回回历》，会望策又袭郭守敬，乃妄言第谷、巴谷测定，以欺人耳。”([23]，24页)《策算》原本于西洋筹算，戴氏对梅文鼎的前期整改再加转换，自称“以九九书于策，则尽乘除之用，是为策算。策取可书，不曰筹而曰策，以别于古筹算，不使名称相乱也……略取经史中资于算者，次成一卷，俾治《九章算术》者首从事焉”。([23]，5页)后人多以其言为是，因为看到了《周易》、《论语》、《考工记》和史志律历志中，早已具有了西学书中的乘除、开平方等内容，颇有理据可依，故而“击节叹赏”。戴震在竭力证明和宣传的同时，更将他在四库馆中所作的《算经十书提要》力图与朝廷的声调保持一致。如《周髀算经提要》云：
    明万历中，欧逻巴人入中国，始别立新法，号为精密。然其言地圆，即《周髀》所谓地法覆槃，滂沱四隤而下也。其言南北里差，即《周髀》所谓北极左右……西法出于《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明史·历志》谓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由矣。([13]，633页)
    戴氏在此引用《明史·历志》，可知其早已明白朝廷意图，进而便从西洋地圆说、东西南北里差、中外衡及岁时诸方面，穷思博讨，认定西法多出于《周髀算经》，原因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对于东原提要的深刻用意及其来源，钱宝琮指出：此言乃沿袭梅瑴成的观点而加以深化而成。又如《测量法义》、《数学九章》等书提要中所言“古立天元一法即西借根方法”；“欧逻巴新法易其名曰借根方，用之于九章八线”等，皆为梅氏所已言。([11]，162页)
    戴震的做法实质上就是在康熙帝、梅文鼎等人“西学中源”的观点上，再加实证，向前推进一步而已。如果说，梅文鼎的中西融合方法能使中土人士颔首，那么，戴震“易以新名，饰以古义”的自我作古之法，与朝廷的文化本位思想甚为契合。此法既可看作对“西学中源”说的重申，也可说是对梅文鼎的超越。因为梅文鼎等人在会通中西时虽然多有翻译、疏通之类的创获，甚或为了迎合上意作了许多技术处理和理论上的“索源”，但终究没能朝着“超胜”西方的目标努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缺乏实据和例证，不够完善和彻底，间或在“折衷中西，会通归一”之时，仍不忘“西历之巧”。比如梅氏常云：“今日而言历算必兼中西两家。然拘守中法者每是古而非今，过尊西说者又举末而遗本，不知中历之略惟借西法以补之，西历之巧实原古法而精之。二者实相须而不可偏废。”([24]，《凡例》)但戴震与之不同，他直接“阴用西学而阳斥之”，所为天算诸书虽常引梅氏以为证据，却较之梅氏的“复古”更为彻底。如《勾股割圜记》云：
    梅定九、薛仪甫诸家，兼通西洋之说，有八线表、平三角、弧三角等法。虽别立名目，于古之勾股弧矢不异。惜译书时欲张其说，凡一语可该，必衍为千百言，多其端绪，使观之者目眩而莫测其涯涘。又讳言立法之本，出于勾股弧矢，转谓勾股不能御三角，三角能御勾股。以梅氏考论之，详于《平三角举要》论三角形用正弦为比例之理。凡为图者十，而不能知其为共半弧背之勾股，其他大抵类此。([23]，168页)
    戴震称赞梅、薛融合中西之功，但对他们的处理程度颇为不满，因为用一语可该者却衍为千百言；意欲别立名目，却又未臻于古，在“西学中源”的说法上不能大胆明确，“使观之者目眩”。他在《九数通考序》一文中，就称赞常熟屈曾发“嗜古”，“尽抉古之奥”，而指责梅氏除了论述《周髀》而外，绝不见征引古籍，反不如屈氏。云：“治算学也妙尽其能，亦兼中西而会通之，乃举而分隶《九章》，则又梅氏所志焉未逮也。”([13]，557页)又如其《准望简法》一书，对梅氏的不彻底性批判得更为严厉，称：“欧逻巴窃取勾股为三角法，猥云三角能御勾股，勾股不能御三角。梅勿庵书亦言之，以三角中无直角，非复勾股比例可推，必用八线表之正弦，乃得三边互求之法。不知三角中成六勾股，两两相等，交错其间，以生比例。惜勿庵尚未明此关窍，不能羽翼古人。”([23]，77页)东原肯定宣城能用西学，但惜其不擅用古，未能深究勾股与三角关系和采取古算学的建构方式、术语来融合西学，以至于“不能羽翼古人”。
    纵观“西学中源”说的历史，徐光启所期望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25]，374页)，梅氏只做到第一步，东原则完成了后面的内容。戴震技高一筹，能够以传统天算学为框架，置换西方天算学的内容，如此做法也可以理解。马克思说过：“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诡辩法。当直接利益十分冲动时，就寻找一个缝隙以便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26]戴震讳言西学，“所为步算诸书，类皆以经义润色”，实为以传统古学为外衣的“西学”，此类做法也如其《孟子字义疏证》一样，是“披着经学外衣的哲学”(杜国庠语)。
    东原在西学问题上能够借鉴前人得失，不取江永之路，又能超越梅定九，终于赢得名士赞赏，皇帝感动，调取来京，同司校勘，又准与新进士一体殿试，降旨录用。皇帝的特批虽然有看重其学识深博的因素，但戴震竭力“不使西国之学胜中国”的做法，也使高宗心悦，乃有御制诗予以褒扬：“悉心编纂诚宜奖，触目研摩信可亲。设以《春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27]诗句的字里行间透露着皇帝对东原明识时务、“悉心编纂”的信任和亲爱⑩，绝不亚于康熙帝给宣城梅氏颁发的“绩学参微”之奖。至此，也可充分说明戴震学术地位的确立，与他顺应时势、恰当地为朝廷的文化需要做出的合格答卷，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