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的民治思想还体现在他对君臣关系及其职能的阐述上。他认为，天下之大，事务纷繁复杂，并非一个人能够治理得了，而必须由众多臣工共同治理，于是有君臣的分工。而君臣关系并非像父子那样是不可改变的亲情关系，而是像师友那样可以选择的平等关系。人们出来为臣做官，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即并非为君王一人一姓做奴仆，而是对人民负责，为大众服务。而天下的根本大事，“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所以，君臣之间就像前呼后应共同拉木头的人一样，共同“以天下万民为事”，忧民之忧，乐民之乐。这种以“万民之忧乐”为头等大事的思想，既是对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扬，也是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与否定。
    黄宗羲“藏天下于天下”的思想与顾炎武主张的“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日知录》卷九)的思想如出一辙，所以顾炎武读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后致信黄宗羲，深深感叹“知天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并庆幸自己的见解“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而黄宗羲则将顾氏书函全文收录到晚年回忆录《思旧录》中。
    3.“工商皆本”论--反映新兴市民阶级的历史要求
    黄宗羲新民本思想在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上的表现，一是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经济伦理命题；二是主张改革税制，要求按“三十税一”的原则“重定天下之赋”；三是主张“废金银”而“通钱钞”的金融改革。
    中国古代社会始终是以农业为主体、以农立国的社会。上古时商业并不发达，所以也就没有抑商的需要和必要。到春秋战国时期，商贾贸易日益发展，所以就提出了农商本末问题。从文献资料看，明确讨论士农工商的关系及其社会分工的古籍首推《管子》与《孟子》。《管子·小匡》篇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所谓“石民”，意即“柱石”之民。四民应各居其所，各司其业，否则就会混乱。这里虽把工商排在后面，但并无农本商末之意。《孟子》的《公孙丑》篇和《滕文公》篇都谈到士、农、商的职业分工问题，也没有重农轻商或农本商末的思想。最早提出重农抑商或农本商末思想的应是法家商鞅与韩非。《商君书·壹言》提出了“事本禁末”之说，《韩非子·五蠹》则以农为本、以商工为末，主张抑制“商工游食之民”。战国末年尤其是秦汉以后的统治者以及大多数思想家(包括儒家)，基本上都主张实行农本商末、重农抑商的政策。如《吕氏春秋·上农》篇说“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并强调了务农之利与“舍本事末”之害。而《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所谓“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农重谷”之说，则是农本商末、重农抑商政策的典型说法。
    但黄宗羲借“古先圣王”之口对“本末”问题作了与众不同的诠释。他认为，所谓为治的根本，是使老百姓的一切行为符合礼节，而所谓末业，是那些不切民用的陋习恶俗(如铺张的婚丧礼仪)、蛊惑迷信(如信佛信巫)、奢侈浪费(如倡优、酒肆、机坊)的行业。他说：
    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息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⑨
    在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体系中，古圣王的崇本息末之道，是崇尚礼治，而禁绝那些巫蛊、佛事、倡优、奇技淫巧之类不切民用的末业，而非贬抑工商之类有利民生的本业。所以黄宗羲反对贬抑工商的政策，而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这是对千百年来“重农抑商”政策的历史性批判，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级要求发展商品经济的强烈要求。
    关于赋税制度，先秦有初税亩，有什一税。两汉先后实行过十五税一、三十税一和什一税制，魏晋实行户调制，唐代实行租庸调制，宋代改行两税制，明代又有一条鞭法的税制改革。但改来改去，救得一时之弊，救不了根本之弊，反而造成“积累莫返之害”，即不断增加农民负担的恶性循环。黄宗羲主张重定税率，按照最低标准收税。他说：
    夫三十而税一，下下之税也。……古者井田养民，其田皆上之田也。自秦而后，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养民，使民自养，又从而赋之，虽三十而税一，较之于古亦未尝为轻也。……吾意有王者起，必当重定天下之赋；重定天下之赋，必当以下下为则而后合于古法也。⑩
    所谓“以下下为则”，即以下下田收入的标准三十而税一。尽管这种低税率在皇权日益强化的专制社会中不可能实现，但黄宗羲的税制改革思想是有利于减轻广大农民的“暴税”之苦的。
    黄宗羲经济思想的另一个亮点是“废金银”而“通钱钞”的币制改革设想。他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三篇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后之圣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废金银乎！”他以古鉴今，着重分析了明朝以金银为主、钱币为辅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经济困境，然后总结说：
    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于何所！故田土之价，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坏瘠与？曰：否！不能为赋税也。百货之价，亦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物阜与？曰：否！市易无资也。当今之世，宛转汤火之民，即时和年丰无益也，即劝农沛泽无益也，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废金银，其利有七：粟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也。铸钱以通有无，铸者不息，货无匮竭，二也。不藏金银，无甚贫甚富之家，三也。轻赍不便，民难去其乡，四也。官吏脏私难覆，五也。盗贼胠箧，负重易迹，六也。钱钞路通，七也。(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