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黄宗羲的货币政策是废金银而通钱币，杂以粟帛之征。粟帛用以抵税，以方便小农；钱币则作为商品交易、市场流通的唯一货币。他认为：“钱币所以为利也，唯无一时之利，而后有久远之利。以三四钱之费得十钱之息，以尺寸之楮当金银之用，此一时之利也。使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此久远之利也。”(12)显然，黄宗羲的货币政策，是要确保货币的流通与商品市场的活力，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久远之利”。
    总之，黄宗羲以“工商皆本”、“重定税则”、“废金银、通钱钞”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理论，是其新民本思想在经济思想上的体现，反映了要求打破自然经济的传统结构和发展工商业、改革赋税制度和金融政策的历史要求。这些经济主张，尽管有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成分，但在客观上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与成长发展的，其理论勇气与远见卓识值得赞许。(13)
    4.“公其非是于学校”--落实人民对政府的舆论监督权
    黄宗羲的民主思想不仅突出地表现在其伸张民权、主张民治和批判君主专制方面，而且表现在主张人民议政权和监督权方面。他把这两项权利归之于学校，在他看来，学校既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基地，也是评议朝政、实施舆论监督的场所。
    在君主专制的社会中，不仅是普通民众，甚至连一般士子(知识分子)都没有评论政治得失的权利，更没有监督君权和政府行政权(实是君权的延伸)的权利。是非的标准不由客观实践决定，也不由广大士民评判认定，而是“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君主)”。黄宗羲反其道而申之，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主张“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公其非是于学校”(《明夷待访录·学校》)。这里的“治天下之具”，当指治理国家的根本大纲及其基本制度、发展战略的设计，使之“出于学校”，则学校就具有政治设计院的性质，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则学校就具备了舆论监督的功能。尽管黄宗羲笔下的学校与近代西方的议会不可同日而语，但应该承认，这是对“是非一出于朝廷”的君主专制的否定，是对人民议政权和监督权的肯定，因而是具有民主性的政治主张。
    三、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理论渊源与现代意义
    由上可见，黄宗羲新民本思想已经超越了自《尚书》、《孟子》以来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旧民本范式，而开始走向民主、民治、民主监督的新范式。
    黄宗羲民本思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其思想渊源，就广义而言，主要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民本”、“仁政”思想以及道家的“无君论”。具体而言，《尚书》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孔子的“仁爱”理论，《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残贼独夫”论，鲍敬言的“无君”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民思想，邓牧《伯牙琴》中的反君忧民、举贤重士主张，王阳明的“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论，黄省曾所谓“封建郡县仁不仁”之辨，刘宗周的“诚意、慎独”思想，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为黄宗羲的民本思想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思想资源。但黄宗羲的民本思想较其往圣先贤已有了实质性的超越。其最大不同，就在于黄宗羲从明朝灭亡“天崩地解”的惨烈事实，从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残害人民的严重弊端中，反思总结出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他深刻地认识到尊重人们“自私自利”生活权利的重要，认识到天下应是人民共有共享的天下而非帝王一家一姓之私产的道理，进而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批判君主专制、倡导民主启蒙的思想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宗羲新民本思想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来源，乃是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负面实践。而黄宗羲新民本思想之“新”，就新在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的“君以民为本”、“臣为民请命”的“为民作主”旧范式，而提出了“民为主，君为客”的主权在民、君须为民服务的新思想，提出了以“天下之法(公法)治天下”的民治主张，而这是“以君权为核心”的传统民本思想所无法企及的。
    当明王朝被农民起义的烽火摧毁以后，中国并未走上建立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被一个正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边远落后民族的武力所征服，建立了甚至比汉唐宋明还要专制、腐败的清王朝。到了清末，中国又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之苦，从而大大延缓了近代化与现代化的进程。在经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治、当代中国已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深切感受到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深远意义，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借鉴与启迪。
    黄宗羲新民本思想尽管有历史局限和空想成分，但其所体现的民主启蒙精神是历久弥新的。我们至少可从五个方面理解其现代意义：第一，黄宗羲的“民主君客”论和“万民忧乐”论，伸张了主权在民、君须为民服务、以万民忧乐为治乱标准的思想观念。当今时代虽然已非君主专制时代，但永远存在一个政府与人民、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作为现代社会的领导者，必须明白权力来自人民的道理，坚持“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始终以“万民之忧乐”为头等大事，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第二，黄宗羲关于“治法”与“治人”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法治、德治、人治”的关系及其利弊，促使我们为建立基于民主政治的现代法治社会而作出不懈的努力。第三，黄宗羲的“工商皆本”与税制改革等经济思想主张，可以启发我们深刻认识保持产业结构和谐平衡的重要意义，深刻认识不断减轻或调整人民税务负担对于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第四，黄宗羲关于学校功能和改革取士制度的理论观点，可以启迪我们正确认识学术对于政治的引导作用，深刻认识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重要意义。在“官本位”歪风相当兴盛、“长官意志定是非”的情形下，我们尤有必要大力宣扬黄宗羲关于“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主张，提倡用“学本位”取代“官本位”，使“长官意志”服从“公民意志”。这是一个文明、和谐、民主的现代社会所应该拥有的最基本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