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朱舜水的理学辩难与日本“古学”
    面对明清鼎革这一空前巨大的兴亡教训，后世曾做过无数反省。在中国大陆的相关著述中，计六奇完成于康熙十四年(1675)的《明季北略》，乃是较早公论这一话题者。(30)同一年，《华夷变态》中也载入了自称“明遗民林上珍”所撰之《清朝有国论》一则。(31)然而，日本人所见关于明朝灭亡原因的最早、也最有深度的分析，是宽文元年(1661)六月朱舜水应安东省庵“中原致乱之由及逆虏之兵势”之询而撰写的《中原阳九述略》一文。由于这篇文字在计六奇和林上珍著作发表前14年，即朱舜水到长崎后的第三年就已经写成，只是因为朱舜水写好后交与安东省庵收藏，意在“他日采逸事于外邦，庶备史官野乘耳”，(32)没有公开出版，因此，不但江户幕府不知晓，连水户藩国显然也是后来才见到。《华夷变态》中没有收载该文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朱舜水文中的有关思想，后来在水户学派里牢牢地扎下了根。由于在“灭虏之策”一节中朱舜水几乎把“复明”的希望悉数寄托于日本，而一直给朱氏悲愿以积极声援的水户学给后来的日本带来了足够大的变化，并且日本的变化又直接波及了中国。因此，有学者指出，朱舜水将《中原阳九述略》交给安东氏收藏，“可谓用意良深”。而按照梁启超和周作人的说法，《中原阳九述略》在清末民初曾一度成为宣传革命的教材。(33)
    如前所述，朱舜水在日本表现出的特异性，除了“超常的民族气节”外，还有“入木三分的自我反省”。在他看来，清军南下，固然使中原蒙羞，终至夷狄灭夏，但是，倘非腐心之木，则清人再强大，亦断无摧枯拉朽之功--他显然已把明亡的原因更多地指向了明朝自身，指向了“物必自毁然后人毁之”这一无法逆转的逻辑必然，并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致虏之由”。(34)就是说，清朝能如此迅速地取明而代之，更多是利用了明朝政府的腐败和因此而发生的民心叛离。(35)当小宅生顺问及“中国何以遽沦于虏”时，朱舜水的回答也同样是“失其民也”。其“一有变故，遂至土崩瓦解”，完全是平素“居官者不知治理，惟知掊克”所致。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大明的军事装备再好，有再多的“鸟铳高手”和“铁炮”，一旦“民心既背”，则“坚甲利兵，适足为盗资耳”！(36)朱舜水不但理性上深谙时弊，行动上亦极力避此乱政，竟至多次蒙召而不就。据统计，朱舜水封官而不拜者，凡12次。(37)当安东省庵问“老师征辟不就，其义如何”时，朱舜水的回答，亦多半是“奸佞当途”，不愿“同流合污”。(38)然而“十七年刺骨之深仇”，(39)使他对明清鼎革的思索，远比他人要深刻得多。他开始关注明朝的学术问题，发现明朝疾患的病根，实在于与政治无法分离，并且极大地左右了政治运行轨迹的当朝学术。他说：
    缙绅贪戾，陵迟国祚，岂非学问心术之所坏哉？故其《四书》《五经》之所讲说者，非新奇不足骇俗，非割裂不足投时，均非圣贤正义。彼原无意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至若注脚之解，已见别幅。即嘉、隆、万历年间，聚徒讲学，各创书院，名为道学，分门别户，各是其师。圣贤精一之旨未闻，而玄黄水火之战日烦。高者求胜于德性良知，下者徒袭夫峨冠广袖，优孟抵掌，世以为笑。(40)
    当得知如此弊害，日人亦有所知时，朱舜水则感慨尤甚：“一日翁语余曰：‘中国之逆乱，既萌天启(指明熹宗)之始矣。’时预国政有理学之党，有文章之党，日日相轧相诋，争权不已。继之以连年之凶荒，故闯贼作逆，鞑虏夺位，皆是奸逆之臣为之祸根矣。”(41)
    由此，朱舜水的学派归属和来源问题，开始有了不一的说法甚至误解。邵念鲁在《明遗民所知录》中称：舜水之学，重在“阐良知之教”。(42)近人也说：“舜水先生亡命日本，传王学于彼邦”。(43)可由于朱舜水在许多场合都不忌惮对阳明学进行学术批判，而阳明学又惯常将朱子学目为敌人，因此，学界便难免生出舜水之学源于朱子学的猜测。安东省庵与朱舜水接触未深时曾经说过：“以朱老师来，为程朱负笈航海，就弟子之列。”(44)对这两种极端式说法的折衷，产生了后来的“中间说”。石原道博认为，“如果先说结论，那么朱舜水的学问……应当被视为介乎朱子学和阳明学之间的实学。其学风，规避空论而重视对根本道理的探求”，“舜水的学问，是介乎朱子学和阳明学之间的实学。朱子学乃所谓重经验的归纳法式的学问，而阳明学正好相反，是所谓重直观的演绎法之学问。这两者被舜水把握为‘尊德性’和‘道问学’”。(45)笔者实地凭吊时注意到，立于东京大学农学部院内正门左手处“朱舜水先生终焉之地”纪念碑旁侧的说明文字，在谈到朱氏的学派属性时，讲法与石原道博所言完全相同。
    舜水之学中虽不乏朱子学和阳明学的成分，但究其实，既非朱子学，亦非阳明学。(46)如果一定要说朱舜水的思想折衷了朱子学与阳明学，那么它所汲取的则是两家学说中后来几乎均被偏废了的“格物致知”精神和“事上磨炼”价值，而不是“理在气先”与“心外无物”的禅机玄理。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思想背景显然被朱舜水研究者所忽略，即朱舜水判断理学心学的最终标准究竟为何的问题。
    毋庸讳言，朱舜水对朱子学中的合理部分从来都是予以肯定的。但是，“宋儒之学可为也，宋儒之习气不可师也”。(47)这个“习气”，可直译为今天的“学风”。宋儒的不良学风，朱舜水认为首先表现在其学问探究过程中无限繁琐、绵密、过分复杂然而脱离实际的理论游戏上：“若欲穷尽事事物物之理，而后致知以及治国平天下，则人寿几何，河清难俟。故不若随时格物致知，犹为近之。”(48)事实上，朱子的这一方法，几乎就是引发王阳明学术造反的关键所在。(49)与此相连带，朱舜水观察下的朱子学，还有另外一重危害深重的不良学风，即“俗儒虚张架势，空驰高远”等脱离实际的宏大叙事和空论。他十分警惕朱子学弊端的东来会使日本人无法辨识何为真儒，并认为那样的误导者简直就是“罪人”，(50)所以来日本后，为了避免人们对他产生的“朱子学派”误解，他甚至把家族人对朱熹的姓氏攀附斥为无聊，以此来表明自己对空疏玄虚之学的敬远态度。(51)
    朱舜水对朱子学入木三分的批判，在玄虚不实之弊上，很多都适用于阳明学。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阳明学的抨击，程度上远远超过对朱子学的非难。他首先否认自己与王阳明同乡而居的往事会在学术上给他带来影响的任何可能性，他甚至认为王阳明根本不应在事功之后还搞讲学和建立学派，因为王氏终为所累者，也恰恰是他苦心经营却被世人咒为“伪学”的“心学”。(52)朱舜水固不掩阳明之美，但对其学术的虚幻不实处尤其是王学后人的佛门倾向，却坦言反感，认为王学末流确已堕为“异端”。(53)
    朱舜水的“实理实学”体系，既建立在他对宋明理学“心性命理”空论的批判基础上，也部分恢复于程朱陆王曾经有过的“实学事功”成分中。之所以称为“部分”，是因为通过朱舜水的自我思想描述和学术旨趣，人们还能从中发现学界迄今少有论及的、决定其学理走向的更根本的远近思想渊源。其中的“远”，为“圣人之道”；(54)而“近”者，乃所谓“浙东学派”。(55)一个更加重要的暗示是，“圣人之道”与“浙东学派”之间的中介者，已多少被“浙学”初祖陈亮所说破，即后来在德川幕府扮演过极重要角色的荀子。(56)如此而谓宋儒之学在朱舜水的学术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显然严重有违事实。因为他至少认为，被朱熹所否定了的“霸道”代表汉武帝，才是使“圣人之学”得以传承下来的关键性人物：“若非汉武，则圣人之学久已灭绝矣，岂宋儒所能开辟也！”(57)其对“圣人之道”的赞颂和对宋明理学务虚本质的批判，在给日本人灌输了实学思维的同时，也给日本学界脱离和否定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理学，开启了先河。日本近世史上意义重大的“古学”，于是乎登场。
    古学派，是对江户时代反对朱子学和阳明学、主张不依赖宋明儒注释而直接研究中国古典经书之学派的总称。该学派始于山鹿素行的“圣学”，继之以伊藤仁斋的“古义学”，集大成于荻生徂徕的“古文辞学”。三者间风格不同但宗旨接近，历来被日本学界称为江户日本最富于“独创性”的学说体系。只是，当认真观察催生“日本古学”的根源时，朱舜水的影响不但再度显现，而且几乎成为探讨日本古学问题时难以绕行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