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朱舜水与《大日本史》的修撰理念
    朱舜水对日本所寄予的厚望，最终沉积于《大日本史》的指导思想中。《大日本史》是一部汉文体的日本国史。最早由水户藩主德川光国(1657－1725)延揽众史家，经过数代人对日本古今的全方位调查和严格考证，历二百余年编撰而成。该书叙事范围起自神武天皇，迄于南北朝末后小松天皇，共397卷。这部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三大特笔”：1.将神功皇后编入《后妃传》，排除于皇位之外；2.把大友皇子纳入《本纪》中，确认大友皇子即位为弘文天皇而立天皇大友本纪；3.奉南朝为正统。(88)这部史书的重要性在于不但给后来的日本民族赋予了一个共同的“历史记忆”，而且近代以来，历史学家也多将这部史书视为给幕末勤王运动注入思想和动力的巨著，并从中提炼出极大的历史意义和近代价值。(89)
    从《水户学年表》可知，《大日本史》的修史工作，在许多地方都与朱舜水有关。(90)或许光国欲修史书的最初动机，真的出于他对伯夷、叔齐“高义”的仰慕，(91)但是，真正引人深思的，却是其修史指导思想中“据实阙疑，正闰皇统，是非人臣”所体现的指导者与实践者之间前所未有的契合。(92)在这一契合中，朱舜水的“长线”思考终于有了根本性的落实，而日本人激荡于心中多年的“道统自立”意识，也终于在“历史观”的意义上得到了确立。
    从安东守约写给朱舜水的信来看，舜水似乎已实际介入了《大日本史》的编撰工作，而且在安东氏的猜测中，朱舜水还应该位居“总裁”才是。(93)虽说后来的事实证明朱舜水并没有直接参与这项工作，但其作用其实早已超过了史馆普通人员的一般性参与。据统计，彰考馆前六任总裁人见懋斋、吉弘元常、佐佐宗淳、安积澹泊、中村顾言、酒泉弘，均为朱舜水的门生或友人。(94)而更为重要的是，朱舜水当年精研《资治通鉴》的精神已悉数被安积澹泊所继承，《资治通鉴》本身亦成为他日后为《大日本史》发凡起例的经典依据。实际情况是，《大日本史》的编纂原则的设计始于元禄二年(1689)，该原则由朱舜水友人吉弘元常、门生佐佐宗淳商议拟定，而最终也是由朱舜水门生安积澹泊删修定案而成。安积澹泊参与并负责彰考馆的工作，时间最长，贡献亦最大。他从1683年入馆，到1737年去世，在彰考馆工作长达54年之久。由于朱舜水对《大日本史》的修史工作发挥过许多超越形式的实质性作用，所以，“依事实而言，到朱氏病逝时，该史书编纂刚进行约25年的草创阶段而已，可能是外国人身份的缘故，因此未见他列名直接参与工作的记载，然而，立原翠轩等《与谷义父书》中罗列了对总裁、纂修学者的评语，谓朱氏‘博物谨慎，学识超迈’，故学者所称朱舜水在日本指导儒者编纂《大日本史》的说法，应确有其事。乃指他在前期阶段编纂方向及建立史观两方面所做的贡献”。(95)
    实际上，德川光国所总结的“据实阙疑，正闰皇统，是非人臣”等修史原则，多半得自朱舜水的治学方法与史学思想的启示。而且若细心观察之，人们还能进一步从中寻出朱舜水的宏大计划和德川光国的精心安排在《大日本史》中的默契与会合以及这些契合的内在必然。这一点，在如何认识朱舜水的问题上，意义堪称重大。
    首先，朱舜水的“实学实理”主义，在彰考馆的整个撰史过程中影响深远。所谓“中国之所以亡，亡于圣教之隳废”云者，(96)不啻在说，与“周孔之道”相悖离的空疏浮夸之学，事实上已成为“亡国之学”；而“知中国之所以亡，则知圣教之所以兴矣”的话，还进一步把败亡之“中国”当成了日本国用来“鉴知兴替”的一面镜子。它在名分意义上的潜在命题是：能兴“圣教”者，才堪为“中国”；而中国之“文物轨章”中，其首要者，便是“实事求是”和“实学实理”。其“夷变为华”的“吴越”例子，已十分明确地向日本暗示了这一点。事实上，这种近乎明说的“暗示”，对《大日本史》编纂者的鞭策，功效十分显著：它使以德川光国为首的修史人员形成了超乎寻常的认真务实风格和水户学“据实阙疑”的修史精神，(97)而这种精神，按照朱舜水的说法，便是“圣教”实践者的本色，亦是“夷变为华”的前提和保障。正如后来彰考馆总裁栗山潜锋所说：“华夷何常之有？华而用夷礼，则夷也；夷而进于华，则华之，古之制也。”(98)
    人们于是发现，《大日本史》的历史观，几乎从一开始，就铺设和伸展出两条若明若暗的伏线：一条是“实务主义”，另一条则是“民族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条线的交融汇合，在数百年的近世近代，几乎定型为多数日本人史观的“典范”，以至于今天，人们仍能忽隐忽现地从普通日本国民的言谈举止甚至国家行为中，窥见相关的信息。
    日本的“实务主义”史观，集中地表现在面临重大历史政治问题时日本人对事实与想象的轻重选择和对待功利方面，这一特点挑战了“悬一定之权衡，以历诋百世”的“道德主义”理学史观。本来在“道德史观”面前，是否为“英雄”，是难以成败论之的。它所凸显的，是中国史学语境当中的“德力之争”问题。然而，那些“虽败犹荣”的历史人物固然值得尊敬，但除了留下一个道德形象供后人瞻仰外，并没有在处理实际事务方面留下值得借鉴的经验。面对这种比精神追祀更加真实的失败沮丧，朱舜水从不给予回护，这不仅表现在他断不肯对亡明政权歌功颂德，从而能冷静地分析明清鼎革的教训和原因等重大问题上，也反映了他对远古事物的一致的评价标准，即“天下事孰不以成败论也！”(99)这种以成败为唯一事实根据、并尽量避免人的主观价值判断的历史撰述方法，与朱熹《通鉴纲目》所倡导的道德史观，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后来甚至影响到编撰《大日本史》时还要不要道德评价之“论赞”的问题。实际上，澹泊本人在《赞薮》中的议论，已经与中国传统史观之劝惩褒贬的道德把握相距甚远。澹泊发现，单纯明快的内在善恶论不足以解决“据实以书”的历史问题。尤其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对历史人物作内在道德的理解和把握，往往显得不得要领和无用。因此他主张，必须在历史论述中加进把握变数的概念，即“势”、“机”和“权”。为了探讨历史变化的真动因，澹泊的赞语往往会背离预设的道德前提并在实际评价中经常演绎“恶”为历史之始。(100)
    然而，这种看上去和彰考馆修史“三原则”之一的“是非人臣”矛盾的笔法，一旦遇到“正闰皇统”问题和由此衍生出来的“民族主义”问题时，却顷刻间与之水乳交融，不复龃龉。朱舜水被日本政界和学界奉为经典的《楠正成像赞》第一篇，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典型。(101)这篇后来被明治政府收入教科书、用以激励日本国民忠君爱国热情的文字，早在1692年(朱舜水去世10周年之际)，即被水户藩主派人镌刻在了楠木正成墓碑的碑阴，对当时和后来王室尊奉思想的普及和宣传，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高须芳次郎明言：宣传楠木正成，就是宣扬“尊王”思想。(102)然而，本文关注更多的是朱舜水此文与《大日本史》编撰之间的关系。因为人们看到，在楠木正成碑阴文字的末尾处，尚有德川光国对舜水此举充满赞誉的跋文。
    如前所示，光国拜朱舜水为宾师，是宽文五年七月的事。据考证，朱舜水《楠正成像赞》第一篇成文于宽文元年，即光国38岁成为水户藩第二代藩主的当年。当时，朱舜水还在长崎。(103)从朱舜水到江户前“上公备闻先生才德文行”等记载看，(104)德川光国知晓舜水此篇的撰述经纬，应该是没有疑问的。重要的是，德川光国对舜水此举，显然格外看重；对篇章中无所不用其极的褒美赞誉之辞，无疑也十分倾心。然而，当问及朱舜水和德川光国何以对楠公情有独钟时，楠公所奉天皇在《大日本史》叙事中的“正统”地位，便具有了不容忽视的决定性意义，即“帝……能拥神器于岖嵚之间，定五十余年之基。正统所在，炳如日月岂不伟哉！”(105)就是说，楠木正成能够在历史上获此殊荣，实在是因为他曾起兵勤王之故，而这个“王”，刚好是《大日本史》欲奉其为“正统”的南朝“后醍醐天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