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之所以能被奉为“正统”，缘于以下几重目的的综合。首先，北畠亲房旨在确立天皇神道统系的《神皇正统记》，强调的是“神器”之所在即为“正统”之所在的理念，(106)这一点体现了“正闰皇统”之本旨，成为《大日本史》修撰工作的核心；其次，新田氏(即德川氏)亦为南朝忠臣。既为南朝忠臣，那么新田氏所建新政权的合理性，也就隐约证明了德川氏创设幕府的正当性。而且德川《将军传》名为《列传》，而实如《本纪》。由“正当性”而“正统性”之标准在德川幕府身上所以会表现出“故意模糊性”，一方面有《大日本史》承认权力实体的写实史观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亦不乏欲将“权威”与“权力”熔铸为一、进而使日本国整合为一的理论动机和良苦用心：“华夷之争”催生了国家意识，而国家意识，又自然激发出对“华夷体系”的颠覆冲动。这种只有通过修史行为，才能使新的“国际思维”--对“外朝”(中国)的独立愿望和抗衡心态获得根本性明确的深层理念，使我们有必要对《大日本史》“正闰皇统”的前期思想动机，进行重新审视。从中可以发现，修史者的“正闰皇统”，与其说是为了贬幕府、崇天皇，毋宁说是想通过修史行为来建立起日本独立的道统意识、历史认同、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它第一次用通史的方式系统而深刻地植入了皇统文化之“根”，而由这个“根”所生长起来的日本，由于“据实阙疑”和“万世一系”，也由于“忠烈贯日”和“圣学繁盛”，俨然已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朱舜水说过：“昔者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瑜居恒读此书，慨然兴叹曰：‘吾安得身亲见之哉！’然而不能也。兹幸际知遇之隆，私计近世中国不能行之而日本为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而上公为易；唯在勃然奋励，实实举而措之耳。”(107)这种鼓励的力量实在大得很，在这一鼓励下，“正闰皇统”与其是为了解决皇室与幕府孰为正统的问题，在“华夷”的意义上，还不如说是要向中国去争夺代表“国际正统”地位的“中华”名分。
    实际上，德川光国是一位民族情绪和国家意识均比较强烈的人物。他说：“称毛吕己志(日语发音为“もろこし”，汉字或作“唐土”、“唐”，或作“诸越”，指古代中国--引者注)为中华者，彼国之人称之则可，自我称之则不可。若本邦帝王所都，则可称中华。指外国为中华，甚无谓也”，“外国从外国之语，以震旦、支那称之。或从当时俗语，称唐山亦可”。(108)他对撰史者用中国统系笼盖日本的做法，十分警惕。据载，林罗山对“泰伯”为日本“初祖”说法的强烈反应，(109)几乎也毫厘不爽地在他身上重现了一回：“幕府尝命弘文院学士林恕修本朝通鉴。既成，将刊之。时光国诣江户，阅其书，至以吴太伯为皇国始祖，骇然曰：‘此说异邦附会妄出，我正史所无。昔后醍醐帝时一妖僧唱此说，而诏焚其书。方今文明之世，如斯怪异，岂容存于世！宜命削之。’遂停其刊。”(110)对神道的无法释怀，还使德川光国在1730年，撰成了一部《神道集成》文稿。(111)与此同时，其对多部与神道关系密切的经典，亦表现出十足的关心，(112)心仪所在，令人瞩目。
    德川光国对自身的“自信”和对“异邦”的警惕与贬低，不能说与朱舜水的日常渗透、特别是被朱氏所灌输的“圣教兴盛”可使“夷变为夏”等说教无关。(113)不独有偶，出自山崎暗斋学系的彰考馆总裁栗山潜锋(1671-1706)，其于神器论、皇统论和华夷观方面的论述，则不但与德川光国逼肖，且有过之而无不及。(114)随着这种历史观的日渐膨胀，一个无法更易的历史事实已经形成：与朝鲜历史著作中看不到《本纪》的情形相反，不奉中国正朔的日本，在史书特别是《大日本史》这样的史书当中，除了《将军传》外，余者则几乎与中国正史无稍异焉。
    在“民族国家”原则适用于东亚地区之前，朱舜水的“归化”身份固然与今天外国人加入日本国籍不同，但身份归属的模糊化状态，确实令研究者在分析和把握朱舜水时颇费踌躇。“四十年不留唐人”而朱舜水却成为明显的例外--这一日本的特别政策，不能不使走投无路的朱氏心生感戴。同时，朱舜水“仇清”和“思明”情结，对于明清鼎革时期的中原人而言，自属正常反应。至于朱舜水不掩真实，对中原“亡国之学”所提出的中肯的系列批判，不乏学术勇气，即便时至今日，仍有镜鉴意义。但是，“天朝”人的感觉与“小邦”人的心态，在那个时代还不宜等量齐观。朱舜水语无遮拦的“天下”口吻，在给日本带去经过理性分析的经典而真实的大陆信息，使日本人饱餐了中国政治、学术和社会思潮的“情报全席”的同时，也促使日本开始了自我功能调整的全过程。当然，这个过程是并不向外人、特别是外国人公开的。德川光国及担任彰考馆总裁的朱舜水门生、友人之所以运用朱舜水的修史理念却并不邀请他亲自参编，显然没有把这个“归化”者当成真正的自己人。即便光国念及舜水年高体弱，曾有意让朱氏子孙前来侍奉汤药，却也因所谓“碍法禁”，而“不能诣武江(指江户)”。(115)然而，当朱舜水的言行无意间暗合了日本人的某种企盼时，那种从根本上刺激于“华夷秩序”而不是“民族国家”理念的“实务主义”、“皇统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却以中原国家无法预料的速度，迅速蔓延和恶性膨胀。它的爆发，是当它在与中国反其道而行之的成长过程中终于拥有了足以打败其朝贡对象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优势和价值优越感的时候。至于朱舜水究竟缘何而言“大道之行”事业“近世中国不能行之，而日本为易；在日本他人或不能行之，而上公为易”，这恐怕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会成为值得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参见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東京：富山房，1945年，第194-198、416-417頁。
    ②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8《冯京第传》，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0页。
    ③关于中日两国各界对朱舜水的评价，可参见《朱舜水全集》(稲葉君山編，東京：文会堂書店，1912年)和《朱舜水集》上下册(朱谦之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等。
    ④参见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陈捷译，台北：三人行出版社，1974年，第393页。
    ⑤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