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舜水学术的“古学”特质，最早由其弟子安积澹泊所明言：“盖明末学者竞为尖新纤巧，心术既坏，风俗颓靡。世方以灵通为宗，斫丧淳朴，以祸社稷，而先生独为古学；世方以八股为工，缘饰制义，以邀利禄，而先生独为古文。圆枘方凿，而先生毅然不顾，自信笃而自期远，不为流俗之所泊。”(58)又，“文恭先生研究古学，视科场为儿戏。薄海鼠辫，而独峨衣冠。”(59)《舜水先生行实》在追溯舜水的学术来历时，亦说过他曾师从“礼部尚书吴鐘峦研究古学，特明诗、书”，(60)等等。这些至少表明了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即朱舜水能“独为古学”、“古文”，至为关键的原因，是因为道学华而不实的玄机妙理已成为“斫丧淳朴，以祸社稷”的祸国殃民之术！其更为具体的批判对象，也在安积澹泊写给荻生徂徕的信函中说得很清楚，即“文恭务为古学，不甚尊信宋儒，议论往往有不合者。载在文集，可征也”，并表示自己“当时童蒙，不能知其古学为何等事，至今为憾”。(61)言下之意，童蒙时代所不甚了了的“古学”，今日终于悟彻，大有欣喜过望之慨。他曾把自己所见所知的舜水“古学”特征概括如下：
    先生天资豪迈，不以循行数墨为学，而以开物成务，经邦弘化为学；大而礼乐刑政之详，小而制度文物之备，靡不讲究淹贯。而其教人，未尝高谈性命，凭虚骜究，唯以孝悌忠信，诱掖奖励。其所雅言，不离乎民生日用彝伦之间。本乎诚而主乎敬，发于言而征于行。涵育陶熏，叠叠不倦，务欲成就人才，以为邦家之用。而以君义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妇顺，兄友弟恭，而朋友敬信，为天下之至文……本之四书、六经，而佐之以左、国、子、史，意之所到，不期文而自文。如化工之随物赋形，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而废。(62)
    澹泊还在《舜水先生行实》中记录了舜水自己的务实名言：“为学之道，外修其名者，无益也。必须身体力行，方为有得。故子贡天资颖悟，不得与圣道之传，无他，华而不实也。”(63)对此，德川光国曾一语道破朱舜水“古学”的真谛，乃“纯然经济之学问”。(64)
    朱舜水与山鹿素行，从年龄上看，前者长于后者22岁，早卒于后者3年，属于同时代人殆无疑问。但是，两人究竟在学术上有过何种程度的接触和联系，学界一直不甚清楚。林俊宏根据山鹿素行的学术历程，认为“二人主张的古学思想有相同之处，但是，彼此思想互动的可能性，时间上并不吻合”，因为素行“是41至45岁期间(1662-1666)，提倡周公、孔子思想，注重古学的。后来55岁(1676)被赦免，从赤穗到江户(今东京)时，才与朱舜水认识交往”。(65)但井上哲次郎却主张：“山鹿素行抱一家之见，主古学。所谓古学，在朱舜水学说中多少也有。可见在山鹿氏学派系统中，不能说与朱舜水全然无关。”他甚至讲：“称(义公)与安积澹泊、安东省庵和山鹿素行这四人为舜水的门人似亦无妨。”当然他也承认，“这并不等于说山鹿素行是一个就学于朱舜水并承绍了舜水学说的人物”，“与其他纯粹的舜水门人相比，素行真正的不同处，是他通过各种提问的方式向舜水学习过。”(66)说两人思想不存在互动的可能性，显然有些绝对；但一味称素行属于舜水的“门人”，亦不尽符合事实。相对接近真实的应该是：朱舜水从1665年至1682年一直住在江户，而山鹿素行自1675年被赦到1685年去世之间也在江户，两个人有七年时间里共同居住在同一城市，使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学术交往的可能性。从朱舜水专为山鹿素行所撰写的一篇韵文可以推知，朱舜水不但在为人上敬佩素行，而且在学术上亦有过甚深的相知。(67)然而毋庸讳言，作为“古学”本旨特征之一的“顺守周孔之道”、“尽废宋儒注脚”等主张，素行早在宽文五年所刊行的《圣教要录》一书中，已经有过清楚的表述。(68)但该作刊出后第二年遭禁，素行本人亦被发配到赤穗。
    山鹿素行的遭遇，显然是因为他没有处理好抨击官方意识形态日本朱子学与“皇统至尊”之间的关系。然而，反映水户学一贯精神的江户后期学者、水户彰考馆总裁藤田幽谷的《正名论》，却委婉但不失原则地道出了幕府与天皇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使权力与权威、政治与道义、可变与不变、霸道与王道、力与德、实与名等等对立，在这种极尽巧妙的解说中均获得了某种程度的通融。它把在中国只能解释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霸主-天子”关系，改造成为层层相敬、上下相保、各安其分、名正言顺的和谐修睦关系。(69)而至为重要的是，其实凸显了水户学派的宗旨--“大义名分”思想，而这一思想恰恰是水户学最具象征性的结晶--《大日本史》之始终的灵魂。后藤新平所谓朱舜水“一篇楠公之题赞，烛大义，阐王道，使东海之日月有光于千载，岂不亦贤乎”的赞誉，(70)表明朱舜水在《大日本史》“三大特笔”之一--“奉南朝为正统”、将“大义名分”灌注于史书编纂全过程的问题上，发挥了根本的作用。作为“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看似无心而实则有意地在这两种左右逢源的解释中间寻找到了一个“安全阀”--在竭力精炼、提纯幕府带有“古学”倾向的实务主义的同时，还躲开了无谓的争执和冲突，在众多对立中，寻得某种平衡。至此可以推知，这种兼顾了历史和现实的撰史理念，给遇赦后的素行带来某种转变，应当是属实的。据《山鹿素行略年谱》记载，1683年3月，素行与水户藩儒官今井小四郎，曾就《大日本史》编纂问题，进行过认真的切磋和探讨。(71)今井小四郎即今井弘济，是朱舜水的高足之一，曾在舜水门下学习十八载，不但深得老师之实学真传，更与舜水结下了十分深厚的友谊，以至舜水去世后今井竟在家中设位致祭。1667年，今井入彰考馆，任《大日本史》监修。后来，他还与安积澹泊一道，共同撰写了翔实记录朱舜水生平风貌的《舜水先生行实》。素行与今井的密切接近，反映了两者同气相求的迫切心情。因为素行从流放地回到江户后，已经改撰哲学著作(《原源发机》，1678年；《原源发机谚解》，1678年至1682年之间)，而且在哲学著作中，除了“古学”意识在与朱舜水的相激荡中更加明确和成熟外，已经很少再说过去那些刺激幕府的言辞。这表明一定程度上他已经与水户学形成了积极的互补关系：被注入古学理念的《大日本史》叙事，开始展现了古学意义上的历史哲学。(72)
    朱舜水与伊藤仁斋的“古学”，亦有相当的共通处。然而，当说到仁斋与舜水在“古学”思想上是否发生过联系等问题时，日本的舆论尽量采取了否定或回避的态度。伊藤仁斋的弟子林景范即称：“先师古学先生，不由师传。”(73)井上哲次郎针对太宰春台始言、后来在日本久为流传的仁斋父子“古学”出自明朝吴廷翰一说，在综合其他学者反对意见的基础上，予以彻底否定；(74)吉川幸次郎亦明确断言，仁斋的“古学”，乃是“全无师承，苦心孤诣”的学说。(75)至于朱舜水与伊藤仁斋的学术关系，井上只用“学问文章，日本翘楚”这句舜水对仁斋的赞美，便草草结束。(76)然而，这无法解释“仁斋-舜水”间的纠葛，(77)也无法解释以下学者的研究结论，石田一良根据安东守约与朱舜水的书信数次提到伊藤氏的内容认为，伊藤维桢的思想形成过程与朱舜水应该有密切关系。日后仁斋在其诸著作中，往往使用与朱舜水相同的词汇，表示相同的思想，这一点应引起充分的重视。(78)
    安积澹泊盛赞朱舜水“本之四书、六经，而佐之以左、国、子、史”等古典研习特点，令人瞩目。因为在澹泊与荻生徂徕的通信以及徂徕的其他论述中，都表现出徂徕对“六经”、《资治通鉴》和“左、国、子、史”的明显偏好以及对宋明理学的极端厌恶。(79)关于徂徕的“古学”思想何以能与朱舜水有如此多相似点的问题，林俊宏的分析可供参考。他指出：“由于安积觉参与水户藩主德川光国所创设史局编修史书多年，也担任第三届彰考馆总裁，在当时儒学界，颇具声名，因此，各地修书请益者，络绎不绝，而荻生自不例外。他从安积觉的复函中得到朱舜水古学思想某种程度的启发，是可以肯定的。同时，德川光国具名编辑的《朱舜水先生文集》28卷，已于正德五年(1715)刊行，所以安积氏在信中告诉他有文集作为参考。从这封信的内容，我们可以推测，荻生徂徕对朱舜水的古学思想不但已有所闻，而且间接得到某些启示。如荻生氏主张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亦即礼乐刑政的道术。他又强调‘君子以安民为己任’。这些观点，基本上与朱舜水的意见相近。”(80)
    如实而论，徂徕的“古学”显然不止一个来源。(81)然而，徂徕学的理论来源，却是“六经”和“荀子”。其逻辑关联为：“吾退而求诸六经，唯其物”(82)→“荀子胜礼记，而世人不知荀子，何以能读六经邪？”(83)这里，“徂徕学”祖型于荀子的观点，令人深思。本文在谈到“浙东学派”时，曾提及荀学在“浙东事功学派”中所应处的重要地位问题。实际上，日本古学派“尽废宋儒注脚”而直承“圣人之道”的学术指向，已经与朱舜水约略一致；以“周孔之道”为“圣人之道”的认识，亦与朱舜水全然无悖。所余者，是谁人才堪为走向“周孔”的真实通道这一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荻生徂徕所提倡的“古学”，才切实地寻觅到了靠近“圣人之道”的引导者。这个引导者，便是荀子--徂徕对荀子的倚重，特别是《读荀子》的完成，几乎成为他靠近“圣人之道”的决定性一步：“他(徂徕)对先王所定之礼，已经获得一个确实的了解。换言之，他进一步靠近了圣人之道。这也正是他读《荀子》的目的所在”。(84)一个极大的可能是，徂徕对朱舜水“古学”的追踪，使他发现了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实务主义”原则--“礼”的重要意义，而对“礼”的高度尊崇，应是诱发徂徕关心荀子的重要因素之一。《答明石源助书》、《与安东守约书二十五首》之八、《答野节问三十一条》这些朱舜水对日本友人和弟子所作的谆谆“礼乐”教诲和实践细节，(85)徂徕应该是知晓的，因为安积澹泊曾告诉徂徕说，这些已“载在文集，可征也”。有关经舜水训练后的日本礼仪景观，舜水弟子服部其衷都曾经予以高度评价。(86)以上流脉所凸显的“周孔[K24S902.jpg]荀子[K24S902.jpg]浙东[K24S902.jpg]舜水[K24S902.jpg]徂徕”序列，是否能为了解朱舜水给近世日本带来的本质性变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呢？值得一提的是，徂徕的学术求索及大胆批评，反过来对澹泊及彰考馆工作，构成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冲击。徂徕主张修史不可擅行价值判断，澹泊认为，该观点“俊伟卓绝之论针砭瞽聋”，“过于前论高一等矣”。(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