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6年(乾隆三十一年)缅甸灭暹罗阿瑜陀耶王朝，清朝指令两广当局派人到河仙打探情报；1769(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差人返回，两广总督李侍尧将缅暹局势节略1件、鄚天赐来文一件及《广东至暹罗城海道程图》上奏朝廷，其中《广东至暹罗城海道程图》在“安南国”与“暹罗国”之间，依次标出“东京”、“占城”、“河仙镇”、“占泽汶”、“暹罗城”，用相同的并列等级区域标志[3]。东京，后黎朝首都，今越南河内。占城实际上是指以顺、广地区为核心区的广南阮氏。占泽汶，即尖竹汶，暹罗东南部水路交通便捷的滨海城市，有众多华人聚居，即今天泰国的庄他武里。在清朝官方看来，河仙是与“安南国”东京(郑氏)、占城(实为广南阮氏)、“暹罗国”占泽汶、暹罗城等量齐观的重要地区。
    生活在乾嘉年间的谢清高系广东嘉应州人，年轻时出海做生意，因遭海难被外国商船救起，随外国商船游历海外各国，复居留澳门，海国见闻广博。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他与同乡杨炳南相遇，交谈甚欢，杨将谢清高所述记录加工，参酌他书，终成《海录》一书。这是一部清人记述南海诸岛的重要著作，其中多处涉及与河仙有关的“本底国”。该书开篇“万山”条叙述从广州外海岛屿万山(一名鲁万山)下南洋的航程，穿越七洲洋进入越南海域后，“由龙奈顺北风，日余至本底国。”[22]1其后专条介绍“本底国”：
    本底国在越南西南，又名勘明，疑即占城也。国小而介于越南、暹罗二国之间。其人颜色较越南稍黑，语言亦微异。土产铅、锡、象牙、孔雀、翡翠、剑翎、班鱼脯。又顺东北风，西行约五六日至暹罗港口[22]1。
    关于本底国，《海录》诸版本皆有校注，说法不一。魏源、冯承钧关于“本底非占城”的论断是有道理的，可以采信，但断言“本底非柬埔寨莫属”则未必周全。如前所述，在鄚玖、鄚天赐时代，河仙是广南属国，下柬埔寨后江以西大片濒海疆土的实际统治者，而广南也不断侵吞柬埔寨领土，18世纪30年代，阮氏军队占领嘉定西部地区，到70年代，后江以东沃土也成为阮朝囊中物。这样，下柬埔寨几乎全部被阮氏吞并，因而19世纪20年代成书的《海录》所记本底国，不可能是早已失去下柬埔寨的柬埔寨，而应该是名义上臣属于广南(越南)的鄚氏河仙政权--港口国，这一政权迟至1810年代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魏源、冯承钧先生未审18世纪、19世纪越南、柬埔寨、河仙之间的关系及各自疆土变迁之历史，对谢清高“贾客舟师之口，故见闻虽真，而考古多谬”，“清高闻之未审”的指陈有失公允，流于片面。
    并非没有睨眼人体察历史变化的真相。清同治年间吕调阳对《海录》进行大量校释研究，正确地指出：本底国“即港口国也”[22]2。《海录》最新校释者安京先生似乎亦同意这一观点，指出：
    港口国即Pontameas，中国古籍称其为伊代吗、尹代吗、昆大吗等。越语称其地为河仙(Hatien)，其地原属柬埔寨。17世纪末18世纪初，广东雷州人鄚(莫)玖(Mok Kui)占据此地，从事海外贸易，建立港口国(Kan Cao)。其后，高棉发生了王位之争，暹罗派水师进攻河仙，一般认为自此河仙地区受暹罗控制。1811年，为越南占据[22]9。
    事实上，从17世纪70年代鄚玖入主河仙，到18世纪70年代，河仙无疑是中南半岛南部一股不可忽视、不断增长的政治势力，直到1771年遭到暹罗毁灭性攻击，河仙才急剧走向衰败；即便如此，鄚氏仍然是河仙名义上的统治者，不管是河仙的实际控制者暹罗，还是河仙名义上的宗主广南阮氏，都采取彼此能够接受的惯例，不改变河仙为“鄚氏世业”的现状，委任鄚氏后人为河仙长官。1802年(嘉庆七年，嘉隆元年)，广南阮氏攻灭阮氏西山政权，南北越归于统一，阮福映在富春称帝。癸亥二年(嘉庆八年)嘉隆帝委任嘉定总镇官，总掌边和、潘安、定祥、永清镇军民庶务，又以河仙为附镇[23]23,27，河仙变成嘉定管辖下的一个边镇。1810年(嘉庆十五年，嘉隆八年)，嘉隆帝下令将权领河仙镇务鄚公楡停职查办，派黎进讲权领镇事，暹罗表示反对。嘉隆帝命有司答复，表明河仙为阮朝疆土，设官之事，无须考虑暹王意见。更重要的是，阮朝强调河仙“本朝廷疆宇”，不是“圭田采邑，不可援为世业”[24]803。从而彻底改变了以往“鄚氏世袭”的惯例，河仙被并入阮朝版图，因而光绪丁丑年小方壶本《海语》注曰：“现并入越南”[22]。
    河仙原属柬埔寨，又向广南称臣，曾经受到暹罗控制，在虎视眈眈、均怀有领土野心的强邻窥伺夹缝中生存，命运似乎注定无足轻重，但实际上，雄才大略的鄚氏父子经略有方，使河仙政权在17～18世纪中南半岛国际关系中一度叱咤风云，在东南亚国际政治与海洋经济版图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在鄚天赐时代，对清朝关系上灵活变通，与广东社会各阶层都建立良好关系，得到清朝官方的认可，在清朝与中南半岛多国关系中左右逢源，国际地位提升，鄚天赐打出了“高棉王”旗号，显示出王者风范。
    三、缅甸、暹罗战争与清朝应对：河仙在多边国际关系中作为清朝的海上“耳目”
    清朝建立以后，其对外关系基本上沿袭明朝朝贡体制，对四夷均行怀柔，偏于保守。即使在所谓的“康乾盛世”，强大的清帝国对海外诸国强调在朝贡体制内，藩国诚信恭顺，安分守制，清朝必加荣宠，使其世列藩封，所谓“外国之事，总以安静为要”[16]1004,31。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云南巡抚刘藻奏言：滇省与交趾、南掌、缅甸诸国为邻，“外夷内讧，多有自相攻击之事”；云南的对策是“惟在严饬文武员弁于沿边要隘，加谨防范，则边民安堵，中外肃清。此夷情边境之大略也。”[16]43－44
    乾隆五十三年六月，西山阮惠攻陷安南黎朝首都黎城(东京，即昇龙)，安南国王黎维祁携眷逃到广西，十一月，乾隆皇帝遣两广总督孙士毅统兵入越，克复黎城，阮岳退走；清廷令黎维祁承袭安南国王，其册文云：
    眹维抚驭中外，绥靖遐迩，义莫大于治乱持危，道莫隆于兴灭继绝。其有歹共朝命，久列世封；遘国家之多艰，属臣民之不靖，则比去其蟊贼，拯厥颠济，俾还钟之观，以肃屏藩之制[16]315,27－28。
    后来孙士毅贪功，期待擒获阮惠，师不即班，又轻敌不防备，被阮惠袭击而大败，逃回广西镇南关内。清廷急命在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立有奇功的福建巡抚福康安为两广总督，经略安南，随宜收局，阮惠向清朝称臣入贡，乾隆皇帝封其为安南国王。
    清朝对东南亚近邻不加过多干预，也与吸取历史教训有关。乾隆五十四年，派福康安为两广总督，火速前往广西镇南关处理孙士毅后阮惠复据黎城的不利局面，正月甲申，乾隆皇帝谓军机大臣曰：
    安南民情反复，胜国以前，郡县其地者，不久仍生变故，历有前车之鉴，眹再四思维，实不值大办，莫若量宽一线，俾其畏罪输诚，不劳兵力而可以事？之为念，福康安等不可不知此意也[16]1311,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