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黄宗智先生在美国出版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该书的中译本，即《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该书进一步深化了黄宗智先生早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提出的“内卷化”理论，并将“内卷”（Involution）一词改译为“过密化”。该书认为正是这种不会把农村引向结构性质变、区别于现代经济发展的“过密化”使得1350至1950年期间中国长江三角洲农民的糊口农业长期延续，而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地区出现质的变化的原因则在于通过乡村工业和副业的发展而实现了农业的“反过密化”。
    黄宗智先生的过密化理论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关注和讨论。① 总的来说，学术界对黄宗智先生过密化理论的评论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对明清时期劳动生产率问题的评价和论证；二，对“没有发展的增长”说的不同看法；三，对明清以来的人口压力问题的讨论；四，对其西方中心论的批评；② 五，对过密化理论本身的历史学意义的评论。这些评论要么集中在理论层面，要么置身于黄宗智先生过密化理论的整个论证体系之外。
    对黄宗智先生过密化理论从其内部论证方面进行的影响最广泛的批评来自彭慕兰。2003年，他发表《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回应黄宗智先生》一文，此文指出：《长江》“依据了一系列概念错误和统计错误：当统计方面的问题得到纠正后，黄的证据实际上支持了本文的结论”，即“这使我们得以把近世江南放在一个符合全球历史的背景中，而不是衡量它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根本不同的当代世界的标准。”③ 彭慕兰认为：“黄在1990年的著作中进行一个关键性计算时--一个人一天的织布工作能挣到多少粮食--也出了岔子，他弄错了稻米价格的一个小数点，以至结论差了大约10倍：一天织布所得相当于20多天口粮的价值而不是两天口粮的价值。一旦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纺织业生产的经济意义看上去就与黄所描绘的完全不同，而更接近于我的看法，尽管纺纱的报酬确实相当低。”④ 具体说来，这一错误就是：黄宗智认为耕作和织布“这两种工作中任一种一天的劳动所得大约够买3斤大米，即一个成年男性两天的口粮。他说一匹布可用一天织成，约值0.2到0.3两白银。然后他告诉我们：‘当时米价约为0.06两白银一斤，故织布一天的毛收入为3.3-5.0斤米。’但实际上当时的米价每石大约为0.9-1.0两，一石约为160斤。所以米价是每斤0.006两而不是0.06两，一天织布所得值33-50斤米，等于22-33天的口粮而不是两天的”。这一错误，“加上对上文讨论过的几个较小的错误的修正，得到的结论和我以前通过不同方式得出的结论相同，即黄对从粮食种植转到棉纺织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度的计算出现了大约10倍的误差。”⑤
    彭慕兰指出黄宗智在稻米价格方面的数据错误非常重要，不过，黄宗智在数据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彭慕兰所指出的问题仅为其中的一小部分。比如，彭慕兰没有对黄宗智的统计数据所依据的史料来源及数据样本数量是否充足等问题进行质疑；其次，彭慕兰的统计所依据的概念体系和计算标准与黄宗智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其总的计算结果与黄宗智的计算结果从本质上说很难比较；而且，正如黄宗智所指出的，彭慕兰的计算和数据问题也不少；⑥ 最后，黄宗智先生的理论并非直接建立在统计数据之上，而是以统计数据为基础，经过分析论证而总结出来的，而学术界至今未有人对该书的史料、数据和逻辑论证等问题进行系统评析。鉴于黄宗智先生对明清时期的相关实证研究在其过密化理论中的重要基础地位以及过密化理论在明清史学界的广泛影响，本文拟从上述3个方面对《长江》中有关明清时期的研究过程及其结论进行系统评析，重点在于检验其自身论证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而对他的过密化理论在国内史学界产生长期广泛影响的原因及相关的方法论问题进行分析。
    一、《长江》中明清时期乡村经济之研究的事实判定问题
    《长江》中明清时期乡村经济之研究的事实判定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为文字类史料问题，二为数据类史料问题。文字类史料问题主要包括：
    1、无史料支撑的论述
    《长江》中的许多观点并无史料支撑，比如该书认为：“棉花，关系到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商品化的中心内容。在1350年前后，中国还没有人穿着棉布；可是到1850年，几乎每个农民都穿着棉布了……棉花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使其他一切作物和行业都相形见绌。”⑦ 然而，1936年殷墟YH127坑出土的甲骨中，在65片无字碎甲上粘附有纺织品残屑，经检验皆为平织十字纹棉布。⑧ 1978年在福建武夷山白岩崖洞的船棺葬内，出土了死者穿着的织物残片若干块，经上海纺织科学院鉴定，其中部分为平纹青灰棉布。⑨ 经碳十四测定，该棺木在公元前1670至公元前1420年之间。⑩ 这说明，在商代，我国境内就已经有人穿棉衣、用棉布了。北宋时，棉衣已非罕见之物：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十四日乙巳，“上在禁中徒跣祈晴，又抚卹存问络绎不绝，多给木棉袄，务令温暖，众皆感泣，不敢惮劳。”(11) 元初，棉布不但更加普及，还成为商品卖往他处，据元代陶宗仪记载：
    闽广多种木棉，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12)
    据此可知，元代以前福建、广东及松江府就已经植棉织布了，元初黄道婆传入更先进的纺织技术后，松江地区棉布的商品化发展迅速。黄宗智先生忽视上述明确记载，径称棉布纺织及商品化是1350年以后的事情，明确指出明代是“植棉经济发韧”的时代。(13) 鉴于植棉、织布的商品化及其劳动报酬增减问题在整部书中的重要性，这一事实判定方面的疏误对黄宗智先生的整体论证安排所产生的影响是严重的。比如，他将植棉和织布当作明代的新生事物而通过它们与水稻的对比论证明清时期劳动报酬的递减。然而，由于元代松江地区就已经存在棉布的商品化，所以黄宗智先生若要证明明清时期存在劳动日报酬的递减现象从而证明其过密化理论，就不仅要比较明清时期棉纺织相对于水稻种植的单位工作日报酬增减问题，还应当比较明代棉纺织与元代棉纺织的劳动日报酬增减问题。
    其他如：“全国占首位的丝织和棉布加工中心苏州城成了中国最大的都市，并持续到19世纪中叶”；(14)“（商品化手工业）这项工作的大部通常是由家庭女劳动力承担的”；(15)“植桑、养蚕、缫丝仍然全部是小农一家一户的作业”；(16)“长江三角洲中部至迟在宋代以来就种植水稻了”(17) 等等，这些论述也都没有给出任何史料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