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 黄宗智：《长江》，第79页。
    (70) 黄宗智：《长江》，第79页。
    (71) 黄宗智：《长江》，第80页。
    (72) 黄宗智：《长江》，第81页。
    (73) 侯杨方：《“过密化”论质疑-以盛泽为例的个案实证研究》，《复旦学报》1994年第2期。
    (74) 黄宗智：《长江》，第83页。
    (75) 黄宗智：《长江》，第85、86页。
    (76) 本表10个基本数据中，仅有1个来源于明代原始文献；另外9个均来源于黄宗智先生《长江》，其中来源于第五章“商品化与过密型增长”的就有7个。本表所选取的时间段“1690-1740年”亦为该章所选取用以论证的时间段。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笔者赞同黄宗智先生的这种数据论证思路，而是想展现给读者，按照黄宗智先生的统计和计算标准所得出的数据结果却完全不支持他自己的论点。
    (77)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蚕桑广类·木棉》，第702页。
    (78) 黄宗智先生指出：“在1690-1740年的几十年间，米、棉的价格相当稳定，一斤籽棉约与两斤大米等值。”见《长江》，第85页。
    (79) 黄宗智：《长江》，第83页。
    (80) 黄宗智：《长江》，第50-51页。
    (81) 黄宗智认为：“一个织布者用这种织布机，一天可织一匹布。在价格稳定的那几十年间（18世纪30年代物价上涨前），一匹布约值0.2-0.3两白银。”见《长江》，第86页。
    (82) 黄宗智认为：“当时米价为0.06两白银一斤，故织布一天的毛收入为3.3-5斤米。”见《长江》，第86页。然而，此数据错误。按照黄所采用的物价比例“一斤籽棉约与两斤大米等值”，“3斤籽棉（约0.013两白银）”（《长江》，第85、86页），故一斤大米为0.002两白银，而非黄所说的0.06两白银；进而，因为“一个织布者用这种织布机，一天可织一匹布。在价格稳定的那几十年间（18世纪30年代物价上涨前），一匹布约值0.2-0.3两白银”（《长江》，第86页），因此织布一天的毛收入合100-150斤米。
    (83) 黄宗智认为：“水稻单产在宋代差不多已达顶峰，其后不过是在亩产1-3石之间徘徊。”见《长江》，第89页。
    (84) 黄宗智认为：“斗米（约16斤）”，见《长江》，第66页。故此，本表得亩产斤数如上。
    (85) 黄宗智：《长江》，第79页。
    (86) 黄宗智：《长江》，第83页。
    (87) 本文所用的“史学危机”概念来源于赵轶峰：《当代中国历史学发展趋势评析》，见《史学集刊》1987年4期，亦见于赵轶峰：《学史丛录》，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67-180页。在该文中，赵轶峰依据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paradigm）更替理论，提出中国史学界在20世纪后半期面临“史学危机”的观点，认为“它是‘传统史学’的理论观念、方法、课题取向以及种种定见受到怀疑和批评，史学工作者的传统专业素质发生变化，史学科学共同体发生改组、大量非传统化的研究在原范式框架中既难接受又难断归谬误等各种现象的综合表现。”见《学史丛录》，第171-172页。黄宗智在《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中也依据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paradigm”理论提出“规范认识危机”的概念，见《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1期，但与本文所用的“史学危机”概念内涵不同，故此注明。
    (88) 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81页。
    (89) 李向军：《历史反思与理论建构--黄宗智学术研究座谈会综述》，《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1期。
    (90) 张家炎：《如何理解18实际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黄宗智内卷论与彭慕兰分岔论之争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2期。
    (91) 庞卓恒：《新的研究路线的开拓》，《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2期。
    (92) 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