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考察一下扣除生产费用后的单位工作目净收入，两者间的差距要缩小一点，但还不足以改变种稻的优势。根据李伯重估算的数字，养蚕的资本投入每亩相当于种稻的5.5倍（所需肥料要多两倍，蚕房加温需用的开支也大体相等，加上蚕种要比稻种贵得多。）然而比起工作日投入的差距来，资本投入的差距要小得多。于是，养蚕单位工作日的资本投入要低于种稻，两者的比率约为8∶5（李伯重1985a：9-10）。不过，这还不足以抵消单位工作日毛收入的差距。养蚕单位工作目的净收入，总的来说还是低于种稻。(69)
    上述论证问题有四：一，单位工作日毛收入当是总收入除以工作总天数，然而该书仅给出了蚕桑和水稻的工作日总天数，而没有给出养蚕和种稻的具体总收入数额，因此两者的单位工作日毛收入无法比较；二，养蚕毛收入“数倍于”种稻，这个用词是极为模糊的，不能用于统计意义上的比较；三，第一段最后一句话可以理解为如果养蚕价格高到异乎寻常的地步时，则养蚕毛收入会高于种稻。“这种情况19世纪下半叶曾发生过。当时在国外市场的刺激下，价格变动绝对地有利于丝生产，以致在无锡县为中心的新产丝区，种稻大量地为养蚕所取代。”(70) 所以，根据黄宗智先生自己的论证可知，至少在19世纪下半叶时，养蚕的毛收入要大于种稻。四，第二段对净收入的比较中，“养蚕单位工作日的资本投入要低于种稻，两者的比率为8∶5”这一说法前后明显矛盾。养蚕既然低于种稻，怎会出现8∶5这一比率呢？而且，这一比率到底为何“不足以抵消单位工作日毛收入的差距”，黄亦没有给出任何计算数据。鉴于这些问题，黄宗智先生没能有效论证明清时期养蚕单位工作日收入低于种稻的论点。
    第二，对丝织业单位工作日劳动报酬的增减情况，黄宗智先生没有进行任何计算或者论证。在这一节，黄宗智先生首先叙述了丝织业“引起了明清时期城镇中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手工作坊的增加”，(71) 接着叙述了包买商对丝织生产各环节的协调，然后总结说：“在我看来即便是这个明清时期资本化程度最高的手工业行业，其生产程度仍是分散的和劳动密集的”，“就小农的生产而言，重要的作业是缫丝，而非丝织。与丝织不同，缫丝仍然由小农家庭进行，与家庭农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72) 至此，对丝织业的论述全部结束，该节没有提及缫丝和丝织的单位工作日劳动报酬问题，因此明清时期丝织业单位工作日劳动报酬降低的说法更是无从谈起。不过，1994年侯杨方曾以盛泽镇为例，对明清时期丝织业日劳动报酬问题进行研究，其结论有二：一，“在盛泽的丝织业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是农民家庭小手工业生产”；二，丝织业较之传统农业带来的“是更多的单位工作日报酬，更高的劳动生产率。”(73) 若此研究成立，则至少在盛泽镇，明清时期丝织业的单位工作日劳动报酬要高于种稻。
    第三，黄宗智先生试图论证明清时期植棉的单位工作日报酬低于种稻，然而其论证很不充分，不能证明其观点的有效性。表面看来，“植棉”这一部分内容不少，占据了近3页的篇幅，但真正论证植棉与种稻日劳动报酬的只有一段：
    要是两种作物收益的差别仅取决于此一时彼一时的相对价格变动，植棉的单位工作日报酬很可能赶不上种稻。根据卜凯的不完全统计，“长江稻麦区”20世纪30年代每亩棉花的劳动力投入需21.0日，而水稻仅为10.5日。假如卜凯的平均数确实接近于正常情况，那么植棉的单位工作日报酬显然低于种稻。(74)
    这段论证有如下问题：一，在“桑蚕业”一节中，黄宗智先生认为水稻的工作日为11.5日，在本节中又选取了10.5个工作日这一数字。既然要做比较，标准就当固定，该书对作为比较标尺的水稻工作日这一重要数据任意选择不同数据，这影响了其整体数据的可信度；二，黄宗智先生只给出了植棉与种稻的工作日，却没有给出植棉和种稻的总收入，以致植棉与种稻的实际单位工作日报酬无从知晓；第三，棉手工业是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生产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然而黄宗智先生对棉手工业单位工作日报酬是否比种稻日报酬低的问题只字未提。在“棉手工业”一节中，黄宗智先生对纺纱和织布的日报酬进行了计算和比较，其结论为：“一个纺纱者的日收入为10-15两大米。按现在的口粮标准……这点大米仅敷供养一个不到10岁的儿童；当时米价约为0.06两白银一斤，故织布一天的毛收入为3.3-5斤米。扣除……成本，织布者的净收入约为自己口粮的两倍。”(75) 黄将纺纱与织布的日收入与口粮作对比，可是这丝毫不能说明纺纱和织布这类棉手工业相对于种稻的单位工作日报酬增减问题。
    那么，明清时期植棉、织布的日劳动报酬相对于种稻而言到底是否在递减呢？下表中的数据主要来自黄宗智先生《长江》一书，其计算结果表明：在1690-1740年间，清代植棉、织布与种稻的单位工作日劳动报酬变动幅度较大，无法简单地用“高于”或者“低于”这种词汇进行描绘，具体情况要取决于当时的物价比例和单位亩产的实际数量。像黄宗智先生那样不分季节、年份、市价和具体亩产的不同而论证明清500多年内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单位工作日劳报酬递减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综上所述，黄宗智先生对其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乡村经济的增长是以单位工作日劳动报酬递减为代价而实现的这一观点的证实在逻辑分析方面明显是不严密的，因此他没有能够对这一观点进行有效证明。
    总之，黄宗智先生《长江》一书在文字史料、数据史料的事实判定方面以及整体逻辑分析方面存在上述各种严重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一，该书认为植棉经济发韧于明代，而事实上元代时长江三角洲松江府一带就已经有很繁荣的棉布交易了，这类事实判定方面的错误从根本方向上错误地影响了黄宗智先生的总体论证安排；二，该书的人口数据最多只能表明1393、1816和1932年这3个年份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口呈先升、后降的曲线式变化，并无法有效证明该地区的人口在明清时期呈现那种简单的、直线型增长趋势；三，该书的整体论证在逻辑分析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因此无法有效证明长江三角洲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增长是以单位工作日劳动报酬的递减为代价而实现的。然而，植棉经济与黄宗智先生过密化理论的论证过程紧密相关，人口增长与单位工作日劳动报酬的递减正是黄宗智先生过密化理论的核心内容。因此，黄宗智先生没有能够在实证的基础上有效证明其过密化理论符合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乡村经济演变的具体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