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过密化理论在中国学术界影响的反思
    既然黄宗智先生《长江》存在如此多的问题、学术界对其过密化理论的批评也一直不断，为什么这一理论模式还能够在国内长期保持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呢？
    首先，这与中国史学界的“史学危机”有很大的关系。(87)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界被教条化的传统史学理论受到了普遍的质疑，学者们感到原有的理论不足以解释中国历史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然而又无法找到突破的办法。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黄宗智先生立足于中国大陆史学之外，对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悖论现象提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一做法本身就对当时的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震撼。李伯重就说：“黄宗智先生的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一书出版后，我是国内较早的读者之一。此前我在进行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时，常常苦于原有的理论模式不能很好地解释江南农村经济史中的问题，因此读了此书之后，觉得很开眼界。”(88) 林甘泉指出：“黄氏认为过密型商品化导致明清以来‘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他的观点我们可以不同意，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他这个说法比以往西方学者‘停滞的传统的中国’的旧观念要高明得多。总的来说，黄文从方法论的高度向传统的规范认识提出了挑战，它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史乃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讨论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经君健也认为：“人们尽管对黄教授的理论有不同意见，但他的文章至少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启发”；侯且岸指出：“他论述中国史本身问题虽有不准确之处，但他以尖锐的方式提出了许多问题，大大拓宽了我们的思路。”(89) 再者，该书使用的实地调查资料与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也给国内史学界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些都是《长江》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陆史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主要贡献。
    然而，部分学者基于对实地调查资料的论证效力的信任而直接相信了《长江》一书。比如，张家炎认为：“黄宗智曾多次赴长江三角洲实地调查，并特别重视发掘、谨慎地使用原始中文资料……在结合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解释。”(90) 有学者认为：“（黄宗智）以他一系列深厚翔实的实证研究成果，来检验和验证他的理论推导和整个思路，这就使得他的理论推导富有说服力和启迪力。”(91) 还有学者认为黄宗智的研究是“从史料与理论的结合上实现重大突破的范例”，“他所应用的资料是我们所没有使用过的，他据此提出的基本观点也是我们没有思考过的。”(92) 然而，人们似乎没有充分注意到，黄宗智在论证明清时期经济特点时过分依助于20世纪的实地调查资料，多次以今证古，结果极大影响了他论证的可信度。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基于对微观经济学计量方法的信任而直接相信了《长江》一书。该书的若干数据都有因具体历史时期或者具体生产情况等各种因素的不同而产生的一个从最低值到最高值的浮动范围，其差距经常可达十几倍之多，有些数据则是在去掉某些工序或计算项目之后而得出的。这些被省略的项目到底在总数值中占据多大的比重，并没有得到说明。因此，无论取这些数据的最小值、最高值还是中间值，都有极大地偏离事实情况的巨大可能性。其次，该书的数据都是根据具体某一时期和某一地点的微观统计而得出的，这类数据有很具体的情境条件，而黄宗智先生在使用这些数据的时候，对这些具体情境很少分析说明，生硬地用微观统计而来的数据去说明宏观时间断限和广泛地域范围内的问题。如果运用微观统计数字来说明长时段和广大地域的经济发展，必须要有足够数量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有代表性的抽样统计数据，然后才可在此基础上对明清时期的乡村经济概括出理论性的认识。黄宗智先生在进行相关数据统计时却完全没有考虑这一问题，比如他用1393、1816和1932年这3个年份的数据来论证1393至1932年500多年间的人口变化趋势。统计数字对于经济问题的说明有很重要的意义，然而它要求使用者本人对其数据的来源、各种数据的可靠性、内在一致性、统计和计算过程等问题预先进行认真细致的考核，对其数据本身所能说明问题的大小范围有清晰地认识和把握。本文列举的该书在数据方面的种种问题表明黄宗智先生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他在该书中因数据问题而导致的说服力不足主要是由他个人原因引起的，而非经济学计量方法本身的问题。然而另一方面，黄宗智先生过密化理论的持久影响力说明史学界对经济学计量方法的使用范围问题认识不够，存在一种不加细致分辨就盲目承认统计数据的说服力的倾向。
    黄宗智先生《长江》的诸多问题说明：首先，经济学的计量方法有其独特的使用范围和局限性，统计数据的论证能力是有限的，过分夸大其论证能力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其次，实地调查资料的使用范围不可被无限夸大，若能与文字史料进行互证则要稳妥得多；此外，经济史研究首先是历史研究，所以丰富、翔实的史料是其根本的基石，经济理论永远要受具体地域、时限范围内的历史事实的检验，而非用历史事实去做经济理论的注脚。再者，经济从来就不是决定长期历史发展趋势的唯一重要因素，而单纯地从劳动效率入手也难以揭示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糊口农业长期维持的本质原因。
    最后，黄宗智先生的过密化理论在实质上仍是对“中国为什么没有演进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问题的一种解答，这直接迎合了中国学术界广泛存在的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当作历史发展高级目标的理论预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一股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思想潮流，相反地，中国学术界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反思则要薄弱得多。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时候，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一大批思想家就已经以人作为自然人和自由人的本质为标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批判，虽然国内史学界对他们的著作早就有了相当广泛的了解，然而人作为自由人和自然人的本质并非中国学术界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性的价值标尺。虽然保罗·柯恩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已被国内史学界广泛认可，然而以西方为中心和标准的思维模式仍然在国内史学界占据主流位置。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目标的追问除了需要在史学理论层面探讨之外，还需要在中国思想文化层面进行剖析和反思。同时，对中国自身文化价值的自信心的重新建立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立足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外，对它与中国历史或社会的关系进行清醒的认识和把握是中国学术界自身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无法通过单纯引进西方的理论或思想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