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对竹林七贤的评论，较上引各家的评论，既全面又深刻、具体，可谓爱憎分明。他对嵇康最为推崇，称其为“人中卧龙”，七子之中，最为优秀。对于阮籍则贬词较多，说他“阳狂玩世，志求苟免”，“智虽足多，行固无取”，“宜其慕浮诞者，奉为宗主；而重名教者，谓之罪人”，几乎一无是处。对山涛，虽然称颂他“典选举，有当官之誉”，又说他“虽号名臣，却为叛党”。这是站在曹魏政权立场对山涛的评价，是否公允有待思考。对阮咸，说他“借驴追婢，偕猪共饮，贻讥清议，直一狂生。徒以从其叔父游，为之附庸而已”。全是贬词。对向秀，说他“以注《庄》显”，肯定他注释《庄子》，宣传玄学的功绩。对刘伶，只说他“以《酒德》着”，即以《酒德赋》而着称。又说向、刘二人，“流风遗韵，蔑尔无闻”，但“不足多讥，聊可备数”而已，是用谅解的态度，评价二人。对王戎，则严词贬斥，说他“居官则阘茸(卑劣)，持身则贪悋”，说王衍就是继承他的衣钵，“使神州陆沈”，西晋灭亡。说王戎是“窃位之盗臣”，“王纲之巨蠹”，名士若像他这样，社会的风气就坏了。笔者对余嘉锡关于七贤的评论，基本是同意的，只是对山涛的评价略有异义，故想以史实为根据，对七贤略述拙见于下。
    应该说明的是，笔者评价七贤，并不以魏、晋政权为依归。对拥魏者，可以肯定其气节；对于附晋者，可以肯定其政绩。不论其属于哪一派，凡饮酒乱政，败坏风俗者，一律予以谴责，这就是笔者以史为证评论七贤的依据。
    1.评嵇康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州市)人，出身于官宦世家。嵇康少年早孤。史书称他“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风姿，天质自然”⑧，可谓是一位风姿翩翩的美少年。且“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弹琴咏诗，自足于怀，以为神仙禀之自然，非积学所得”，可谓是自学成材，兴趣广泛的才子。年长后曾与魏宗室通婚。其妻曹氏是曹操之子沛穆王曹林的孙女长乐亭主，因此得任郎中，后拜中散大夫。司马氏掌权后，嵇康弃官闲居，与阮籍等作竹林之游，或在家锻铁，或入山采药。山涛在辞去选官(吏部尚书)时，推荐嵇康代替自己，嵇康不肯接受，并写信给山涛表示拒绝。信中有“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之句，暗指他反对司马氏所提倡的礼教，恐为司马氏所不容。这说明嵇康忠于曹魏，不肯就任选官，这引起司马昭的忌恨。司马昭就派其亲信司隶校尉锺会去考察嵇康的动向。当时嵇康正在家中的大树下与向秀锻铁，对锺会的来访毫不理睬，使锺会很无趣。嵇康问锺会：“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锺会答：“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⑨这一问一答，均不甚友好，故锺会愤愤不平。嵇康曾在汲郡共北山中采药，遇到隐士孙登，嵇康乃从游三年，想与孙登交谈，孙登沉默不语。嵇康将要走时，对孙登说：“先生竟无言乎！”孙登说：“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⑩谁知孙言竟一语成谶，嵇康无罪被杀。
    嵇康有一位好友名吕安，他的哥哥吕巽人品极坏，见吕安妻徐氏甚美，就用酒灌醉后奸淫之。吕巽怕吕安揭发而丑事泄露，故告吕安不孝，遂收安下狱。吕安让嵇康证明真相，“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11)，因而被牵连。锺会看到这是迫害嵇康的好机会，遂上书给司马昭，说：“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12)司马昭听信锺会的谗言，判处嵇康死刑。嵇康临刑前神情自若，并向哥哥索琴弹奏《广陵散曲》(一曰《太平引》)。弹罢，叹息说：“传者于是绝矣。”当时人都为之哀痛。“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以保嵇康，皆不准。
    嵇康一生着述颇多，有《琴赋》、《卜疑》、《与山巨源绝交书》、《养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释私论》、《管蔡论》、《太师箴》、《圣贤高士论》等数十种，并有《嵇康集》传世。嵇康是一位有才华，有气节，有正义感的名士，只因忠于曹魏，不肯投靠司马氏，而遭恶棍的陷害。嵇康是竹林七贤中唯一被司马氏杀害的名士，就连他的宿敌锺会也称他为“卧龙”，可见其品格之高。据说司马昭在嵇康死后，也有怜才后悔之意。
    2.评阮籍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其父阮瑀，官至魏丞椽，知名于世。史称阮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喜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13)。以上这段引文，说明阮籍是一位相貌堂堂，爱好广泛，读书入迷，尤好《老》、《庄》，深藏不露，志向宏远又任性的青年，太尉蒋济慕其才高而欲征辟，则谦退不肯就职。曹爽当政，召为参军，也以病辞退，说明阮籍并非拥曹派。司马懿、司马师当政，出任从事中郎。高贵乡公曹髦即帝位，封为关内侯，徙散骑常侍，说明曹魏政权也想拉拢他。司马昭曾为司马炎向阮籍女儿求婚，阮籍饮酒醉六十余日，而得以摆脱。史称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若果真如此，对阮籍的超脱态度，也未可厚非。实际他并非“不与世事”。司马昭为得到名士的支持，对阮籍非常宽容。一次阮籍游东平(今属山东)，“乐其风土”，就主动向司马昭提出要求出任东平国相。司马昭很高兴，予以批准，阮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这是一种极不负责的政治行为，即便是朋友相交，也要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何况是主动要求出任东平相，只干十天，扒了郡府的围墙就走了，如此任性，将置东平人民于何地？但司马昭并没怪罪他，反而仍任他为大将军从事中郎。不久，阮籍又听说步兵校尉府有好酒三百斛，就向司马昭提出要任步兵校尉，司马昭又批准了。阮籍到任后，“遗落世事”，与刘伶等狂饮不止。如此当官不管事，实是败坏政治，令人难以容忍，而司马昭对他仍不责问，可见他并没有受司马昭迫害，而是得到了极度宽容。当然这是因为他对司马昭还有用处。景元元年(261年)，司马昭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司马昭固让九锡，群臣劝进，让阮籍写《劝进表》。阮籍在醉中写表，一挥而就，“无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但因写此表，阮籍被称为是司马昭的“狎客”。其实曹魏政权已腐朽没落，司马氏正处于进取兴盛之时，阮籍写《劝进表》并非他一生中的大过。
    阮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这是他处世慎重的另一方面，但他行为放荡，不为礼教所容。《世说新语·任诞》注引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14)晋人胡广对王澄、胡毋辅之等皆以放任为达，或至于裸体露丑态，也持批评态度，说：“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15)对胡毋辅之的放浪行为，阮籍起了个很坏的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