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评阮咸
    阮咸，字仲容，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其父阮熙，官至武都太守，也算是官宦世家。阮咸因与叔父阮籍为竹林之游，故列为七贤之一。他“妙解音律，善弹琵琶”(23)，颇有音乐天赋。在曹魏末年，官至散骑侍郎。入晋山涛曾推荐阮咸“典选”(吏部郎)，司马炎说他“耽酒浮虚，遂不用”。仍为散骑侍郎，掌侍从规谏。《晋书·阮咸传》记载三件琐事，以为谈资。一件事是说他与阮籍家住于道南，其他阮氏居于道北。每年七月七日道南阮氏富家皆“盛晒衣服，皆锦绮粲目”，阮咸则“以竿挂大布犊鼻(粗布围裙)于庭”，人们奇怪地问他这是为什么，他答：“未能免俗，聊复尔耳。”这本是无聊小事，不值得一提，也能记入史书，说明他实在无事可记了。第二件事是他爱上了他姑母的婢女。阮咸的母亲病故，他姑母带婢女来吊丧，本来事前已说好，吊丧之后把婢女给他留下，但临走时他姑母变了卦，又把婢女带走了。阮咸不顾母丧，借了客人的马(一说是驴)去追婢，追上后“与婢女累骑而还”，遭到时人的非议。第三件事是说他与亲朋大盆喝酒，有一群猪也来喝。阮咸便“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以显示他有纵情放达的情愫。另外《世说新语·术解》还有一件事，是说阮咸“善解音律”，被称为神解。他的顶头上司中书监荀勖“善解音声，时论谓之暗解”。荀勖每次在公会演奏时，阮咸都认为荀勖的演奏“音律不调”，没说过一句赞扬的话，引起荀勖的忌恨，借故就把阮咸调出中央，出任始平太守，并死于任上。在这一件事上，阮咸是冤枉的。后来始平(今陕西兴平)农民在耕地时，发现一把周朝的玉尺，时称“天下正尺”。荀勖遂用周的玉尺，校对他“所治的钟鼓、金石、丝竹”等乐器，发现“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24)。但此时阮咸已死，如果他地下有知，也会感到安慰。
    阮咸一生能为人所称道的，只有“善解音律”一项特长。余嘉锡说：“仲容借驴追婢，偕猪共饮，贻讥清议，直一狂生，徒以从其叔父游，为之附庸而已。”(25)阮咸留下的着作只有一篇《律义》残文，收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全晋文》中。竹林七贤多以诗文出名，阮咸在这方面也属末流。
    6.论刘伶
    刘伶(灵)，字伯伦，沛国(今江苏沛县)人。史称他“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26)。从这段引文看，刘伶过的是典型的隐士生活。刘伶的一生经历非常简单，他只在曹魏末年任过建威参军。晋泰始初年参加过贤良对策。刘伶“盛言无为之化，时人皆以高第得调(任官)，伶独无以用罢(官)”，从此刘伶在家闲居，以饮酒为乐。刘伶嗜酒，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有一次刘伶“喝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仍饮酒御肉，隗然复醉”。以上引文虽属文言，但生动、简练、易懂。刘伶以幽默的语言和动作，骗得了他夫人的酒肉，又对他无可奈何。还有一次刘伶喝醉后，和一人发生了冲突。那人捋着袖子伸出拳头向他打来。刘伶笑着说：“我瘦成鸡肋，不足安君老拳。”那人也以一笑而罢。刘伶的生活无拘无束，也有放浪违礼之处。《世说新语·任诞》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27)这种诡辩很难令人信服。
    刘伶一生着作甚少，只有《酒德颂》及《北芒客舍诗》传世。赋文豪放，写其“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的醉酒生活。他酒后“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28)。刘伶把一切都置之度外，脱离政治，远离社会，以酒为乐，以避免司马氏的迫害，最后得以善终。但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能让后人向他学习什么呢？这倒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关于文人墨客嗜酒，倒是中国酒文化的一大特色。可以说历代文化名人没有不好酒的，但他们都知关心国事民瘼，或留下千古名着。王羲之的《兰亭序》，就是酒后的名作。李白“斗酒诗百篇”，也知关心国家大事。杜甫好酒，却能写出关心人民疾苦的“三吏”、“三别”。苏东坡被谪后仍写“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诗句。反观刘伶嗜酒只是免于受迫害，即使司马氏政权万恶不赦，刘伶这种嗜酒态度，对于时事又有何益？
    7.评王戎
    王戎，字濬中，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其祖父王雄在曹魏任幽州刺史，其父王浑任凉州刺史，封贞陵亭侯。王戎“幼而颖悟，神彩秀彻”(29)，得名流裴楷的赏识。王戎六七岁时在宣武场观戏，“猛兽在槛中虓吼震地，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说明王戎还是个勇敢的儿童。及年长与阮籍相识，阮籍很赞赏王戎的才华。王戎比阮籍小二十岁，二人遂成为忘年交，并共游竹林，王戎也成为七贤之一。王戎父王浑卒于凉州刺史任上，故吏赠赙钱数百万，“戎辞而不受，由是显名”。但随年龄的增长，王戎的品质逐渐由好变坏，最先发现王戎质变的人是阮籍。有一次在竹林之游时，王戎迟到。阮籍说：“俗物已复来，败人意。”阮籍称王戎为“俗物”，说明他已俗不堪言。
    王戎的质变，是他袭爵当官以后的事。其父王恽死后，王戎袭爵贞陵亭侯，后被辟为相国掾，历经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可谓步步高升。他在荆州刺史任内，就因腐化遣吏修园宅过制而免官，“诏以赎论”。即诏书命他以钱赎官，遂任豫州刺史、加建威将军，因平吴功，进封安丰县侯，后入朝为侍中，因受贿而被纠察，但因受贿的钱并未拿到手而免于处分，但犹受到舆论的谴责。即“为清慎者所鄙，由是损名”。然而这并未影响王戎的仕途，反而逐渐高升，先任光禄勋，后任吏部尚书，再迁尚书仆射，仍领吏部，主管人事。因他任官调换频繁，形成极坏的风气，遭到司隶傅咸的弹劾，说当时“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戎不仰依尧舜典谟，而驱动浮华，亏败风俗，非徒无益，乃有大损，宜免戎官，以敦风俗”。因王戎与皇亲贾充、郭彰有密切关系，“竟得不坐”。不久又升任司徒、尚书令，成为政治上的“不倒翁”。但王戎的声誉却每况愈下，成为令人发指的利禄之徒。《世说新语·俭啬》记有王戎贪财吝啬的几件事，令人齿冷。其一说“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其二说“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其三说“王戎女适裴，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悦)，女遽还钱，乃释然”(30)。《晋书·王戎传》也有类似记载，因文字较长，故未摘录。像王戎对亲侄、女儿都如此吝啬，怎能与“贤人”挂上钩？
    以上对竹林七贤中的每一个人，都根据他们在历史上的表现，逐个进行了评论，其结论各不相同。但在这里必须说明一点，所谓“竹林七贤”一词，并非是哪一个人随便下的定语，而是当时社会的共评。那是指在魏晋政权交替之际，政治动乱，是非难辨，嵇康、阮籍等七人，远离政治，隐逸于竹林之中，饮酒赋诗，谈论《老》、《庄》、《易》等学说，自在逍遥，人们对他们的活动，既羡慕也敬仰，称他们为“七贤”，也是正常的。但在司马氏掌权之后，极需社会舆论的支持，凡是支持者，司马氏就拉拢、提拔，凡是反对者就打击、杀戮。这就促使七贤的内部分化。嵇康在七贤中是忠实于曹魏的，在与山涛的《绝交书》(31)中表示拒不接选职，引起司马昭的忌恨，遂找个机会杀了嵇康。杀嵇康绝对是冤假错案，我们对嵇康应予同情。对嵇康的人品、气节、才华都应予以肯定，称他为贤人也是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