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说阮籍“性至孝”。其实这种“至孝”，也是不足为法的。史书说他母亲病逝时，他正在与朋友下棋，友人要他停棋奔丧，他却坚持要下完一局。把下棋放在母丧之上，这能算至孝吗？下完棋后，“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16)。阮籍的饮酒、痛哭与吐血的关系，谁能说清楚？再者，友人来吊唁，与他性情不合的人，以白眼相视；与他性情相投的，以青眼相对，这合乎人情吗？因此说他是“痴人”、“怪人”，不足为过。
    纵观阮籍的一生，可赞颂之处，是他才华出众，着作丰富，多才多艺。他着有《大人先生传》、《咏怀诗》等，又有《阮籍集》传世。至于生活放荡，不遵礼法，当官不管事，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被容忍。如说他饮酒是为避祸，实际他并没有受过迫害。他享乐一生，得以善终，是竹林七贤中最得意之人。
    3.评山涛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其父山曜，官至宛句县令，早逝。山涛少年孤贫，但有气量，为时人所重视。性好老、庄之学。前半生隐居不仕，参与阮籍、嵇康等竹林之游，年四十才出任郡主簿、河内从事等职。大将军司马师的外祖母宣穆张皇后是山涛的姑奶奶。山涛去找司马师，司马师开玩笑地说：“吕望欲仕邪？”(17)遂举为秀才，任郎中，拜赵国相，再转尚书吏部郎，主管人事，再迁大将军中郎，成为司马师的亲信。锺会、邓艾伐蜀，山涛被任为监军。平蜀后锺会、邓艾作乱，大将军司马昭率军西征，而曹魏的诸王公均在邺(今河北临漳)，司马昭很不放心，就对山涛说：“西偏吾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遂以本官行军司马事，给亲兵五百人镇守邺城，这是对山涛极大的信任。此后山涛官运亨通，先封新沓子，后转相国司马昭的左长史，统管别营。司马昭因山涛德高望重，就让太子司马炎去拜访山涛。山涛又成为司马炎的亲信。司马昭是继其兄之位而为晋王的，故想立其兄之子司马攸为太子，就向裴秀、山涛征求意见。裴秀“以为不可”。山涛又进一步说：“废长立少，违礼不祥，国之安危，恒必由之。”于是司马炎的太子地位才得以确立。司马炎即帝位后，即让山涛以代理大鸿胪的身份护送魏废帝曹奂到邺城。泰始初年，山涛加奉车都尉，进封新沓伯。后为保护裴秀而得罪执政羊祜，出为冀州刺史。在冀州他“甄拔隐屈，搜访贤才，旌命三十余人，皆显名当时，人怀慕尚，风俗颇革”。后转北中郎将，“督邺城守事”。因功调回中央，先任侍中，后迁尚书，以母老归养为由，多次上书辞职，武帝不准。后以议郎名义回家尽孝，并给以厚赏，以示关怀。母丧后，山涛以耳顺之年，亲自“负土成坟，手植松柏”以尽孝，受到武帝表扬。母丧后任吏部尚书，转太子少傅，再升尚书仆射，加侍中，领吏部如故。山涛以年老多病请辞，表数十上，武帝不允，不得已乃起视事，再居选职十余年，为国家选取很多人才。咸宁二年(276年)，皇后父扬骏任车骑大将军，总揽朝政。山涛讽谏武帝抑杨骏，武帝不听，山涛遂不再上朝理政，并请求辞职，武帝仍不允，而更命山涛为司徒。山涛虽坚决不受，武帝仍在他卧病时授以章绶。太康四年(283年)，山涛病死于司徒任上，享年79岁。
    山涛在七贤中，是唯一因亲戚关系而投靠司马氏，得到晋政权信任的人，并成为晋室最忠诚的重臣。但有人认为山涛曾在魏做过官而称他为“叛臣”，笔者认为对新旧政权交替时的人来说，不应这样简单地下结论。这要看新旧政权的情况及个人在新旧王朝中的作用而定。山涛在曹魏政权中只任过郡以下的小官，曹魏衰败，山涛弃暗投明无可非议。要知道司马氏当时正在奋起，它统一三国、晋初的“泰康繁荣”都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山涛在晋的言行及其政绩，都是有利于时势的，如平吴后司马炎要裁军，以示天下太平，大郡只留武吏百人，小郡则留五十人。山涛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不宜去州郡武备”，但武帝不听。后来八王之乱，五胡入侵，因郡国多无武备，招致西晋灭亡。再如山涛长期掌管选举，秉公办事，从不失职。《世说新语·政事》说：“山司徒前后(领)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此事说明山涛选官时的认真负责的态度。选举陆亮时，本是晋武帝的旨意，山涛不同意，但争之不从，山涛“乃辞疾还家”，结果陆亮还是因受贿而失败。在竹林七贤中，像山涛这样恪尽职守者实属罕见。阮籍等人“屯蹇于世”，与山涛“独保浩然之度”(18)，两相比较不可同日而语，笔者认为在竹林七贤中，山涛应是一位受到肯定的人物。山涛虽任高官，但仍“贞慎俭约，虽爵同千乘，而无嫔媵，禄赐俸秩，散之亲故”(19)。像山涛这样廉洁奉公的高官，在魏晋奢侈之风盛行之际，实属凤毛麟角。山涛的着作虽不多，也有《文集》五卷传世。
    4.论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史称他“清悟有远识，少为山涛所知，雅好老、庄之学。庄周着内外数十篇，历世方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20)。向秀对《庄子》的研究特别深透，能够揭示《庄子》的宗旨，阐发《庄子》的真义，使读者得到满足。后来郭象又在向秀研究的基础上，“述而广之，遂使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矣”。据说向秀注《庄子》时，曾告诉其好友嵇康、吕安。嵇、吕二人都说，此书注者很多，不须再注，再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注成拿给二人看，嵇康说：“尔故复胜不？”吕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21)嵇康对向注是否胜过前人表示疑问，但吕安惊叹向注得到《庄子》的真义，故说“庄周不死矣”。
    向秀才华横溢，并有深识远见，但却不愿入仕做官，与嵇康、阮籍等结为盟友，游于竹林，过闲散生活，有时在洛阳帮嵇康锻铁，有时在山阳(今河南焦作)与吕安灌园，逍遥自在，以酣饮为乐。但自嵇康拒绝做官被司马昭杀害后，因迫于政治压力，以应举为名赴洛阳去见司马昭。司马昭问向秀：“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答：“以为巢(父)、许(由)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22)向秀把巢父、许由说成是偏激固执之人，把司马昭比作唐尧，让司马昭很高兴，就任命向秀为散骑侍郎，后转黄门侍郎，又升任散骑常侍。向秀虽当了司马昭的官，但“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也就是当官不管事。实际上司马昭也不可能把实权交给向秀，两者各得其所，相安无事而已。
    向秀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在着述方面。他二十多岁时，就写了《儒道论》，以后又为《庄子》作注。他和郭象的《庄子注》，至今尤为庄子研究者所重视。他还注过《易经》，名为《易经向氏义》，惜已失传。向秀的文章只传下来两篇：一是《思旧赋》，是为怀念嵇康、吕安而作，因涉及西晋政权，故内容非常隐晦含蓄，但怀旧之情溢于言表；另一篇是《难嵇叔夜养生论》，与老友嵇康进行学术辩论，直言无隐，显示向秀正直风格。向秀有《集》二十五卷，已佚。
    向秀是竹林七贤中经历最为单纯的一位学者。他与曹魏政权没有任何瓜葛，没有在魏政权中做过官。他不愿意在司马氏的统治下做官，是对司马氏杀戮异己的蔑视，但他对司马氏也并无深仇大恨，所以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投奔司马昭，也容易被接受。他虽做了司马氏的官，因无权并不管事，故无政绩可言，也无污点可陈。他的最大贡献是推动玄学的兴盛，打破儒学的独尊地位，对学术思想解放起了推动作用。可以肯定，向秀在竹林七贤中是对中华文化有贡献的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