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赵简子正代表晋国高举“尊周室，平叛乱”的大旗，命令各国为周天子运送粮食，并组织军队勤王，直至周敬王光复国都。他这个时候向子太叔请教周礼是有着深刻的含义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
    夏，会于黄父，谋王室也。赵简子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将纳王。”
    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简子曰：“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3]1457-1459
    赵简子是春秋末期胸怀鸿志、继往开来的大人物。赵简子身为晋卿，心怀复兴赵氏的政治理想。他认识到，礼制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此时向子太叔问礼，只是想积蓄力量，但仍需要打着维护晋公室的旗号，才能取得各方面的支持。作为政治家，认识到践行孔子“为政以德”必要性，所以他说“甚哉，礼之大也”，并表示有“终身守此言”的尊礼决心。这与孔子维护周礼有某些共同性。
    总而言之，这次对于周礼的请教为赵简子的勤王壮举做足了舆论铺垫，而且子太叔对于赵简子的私下教诲，更是让赵简子茅塞顿开，受益良多。《左传》定公四年记载，郑国子太叔去世，赵简子十分悲伤，为他吊丧哭泣，不忘他“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敖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的谆谆教诲。[3]1542这与孔子闻子产卒“为之出涕”有异曲同工之妙，赵简子对于子太叔教诲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值得注意的是，赵简子把维护礼制作为赵氏实现“化家为国”的第一要务，此与鲁国季氏僭越行为有着表面的不同。但于孔子而言，赵简子应该是一个守礼的形象。
    二、赵简子与孔子有关铸刑鼎的争论
    作为赵氏宗主的赵简子身负赵氏兴盛的重大使命，在晋国众卿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为晋国做出了重大贡献。晋顷公十三年，赵简子做出了一件轰动天下的大事--铸刑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3]1504
    赵氏从先祖皋陶以来就有着法治的思想，赵盾在晋国颁布的“夷蒐之法”就是如此。范宣子所定的刑书正是当年赵盾在晋国颁布的“夷菟之法”。赵盾的“夷蒐之法”重刑轻礼，选贤任能，摒弃宗法传统，重在发展卿权，正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此时，赵简子再次重申晋国的“国法”，杜绝了私法的随意性，安定了晋国国内的时局。
    公元前513年，晋铸刑鼎，即赵鞅、荀寅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铁鼎上，这是我国第二次颁布成文法，遭到远在鲁国的孔子的反对。孔子直言评论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孔子认为这样做，就会造成贵贱无序的状态；民众之所以尊重贵族，是因为有礼的规定。孔子言必称“周公”，他崇尚“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旧贵族统治，故此，才对晋国铸刑鼎大加指责。孔子说“民在鼎矣”就是担心一旦百姓知道了法令条文，就更加难以约束了，贵族的神秘感和权威性就荡然无存。而赵简子所做的，正是打破旧礼法，开辟新天地的宏图伟业。
    其实，此时孔子批评铸刑鼎是有着历史背景的。《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记载：当时的鲁国已经被卿族季氏掌控，甚至连国君鲁昭公都被驱逐到了国外。“二十八年，昭公如晋，求入。季平子私於晋六卿，六卿受季氏赂，谏晋君，晋君乃止”。[1]1515鲁昭公到晋国，要求支持他回国为君。结果晋国六卿接受了季平子的贿赂，谏止晋君，晋君就不再坚持。不久，鲁昭公竟然客死他乡。这其中与晋国六卿有着莫大的关系。因此，孔子只得借赵简子铸刑鼎一事来抒发自己对季氏的极大愤慨。
    同样是面对鲁昭公的惨死，孔子表现出了对于维护尊卑礼法的强烈呼声。而赵简子则从此洞悉了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史墨回答：“鲁君世従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3]1519-1520其实，赵简子哪里是在关心鲁昭公和季氏，分明是在关心晋君和自己。当时的政治格局正如史墨所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孔子以晋国铸刑鼎之事，暗喻了鲁国的政治格局；赵简子也拿鲁国季氏专权的事情，探析了自己作为晋卿向新的君权转化的潮流。
    应该指出的是，孔子对晋国铸刑鼎事件，除了感叹“晋其亡乎”和“民在鼎矣”之外，还借史墨之口对范氏、中行氏进行指责，说“范氏、中行氏其亡乎”，却对主持铸刑鼎的赵简子极力袒护，“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孔子认为这次铸刑鼎赵简子出于不得已才参加的。从此推知，在孔子心中赵简子应该是维护周代礼制传统的晋国卿族。殊不知赵简子乃这次铸刑鼎的主要推动者。
    这也算是赵简子和孔子第一轮的往来交锋。从此，同时代的赵简子就与孔子结下了不解之缘。仅春秋末期的史籍所见，两人会面和交谈的文字难以寻觅。这两位一生未曾谋面共事的历史人物应属神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