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余论
    孔子与赵简子同处于春秋末年“鲁国三桓”与“晋国六卿”时期，孔于是周礼的维护者，反对鲁“三桓”架空公室的行为，而赵简子是晋国“六卿”之一的赵氏宗主。两者应该是对立的关系，但是，孔子对赵简子没有像对鲁国“三桓”那样，原因是赵简子作为晋卿有着“尊礼”、“守礼”的一面。从赵简子向子太叔问礼，说明赵简子在政治上保持着“守礼”的姿态。[13]323孔子对赵简子主持铸刑鼎极力回护，对于赵氏收留阳虎的担心，对于赵简子及其谋臣的积极评价，都表现了他对赵简子作为优秀政治家的激赏态度。赵简子政治作为多是打着晋君旗号，如铸刑鼎、与范氏、中行氏的斗争、攻打中牟等。赵简子尽管以发展赵氏基业为第一要务，但仍表面上恪守卿的本分。正如白国红指出的，赵简子时期赵氏势力虽然蒸蒸日上，但仍处于蓄势时期，遵守礼制是赵氏在残酷的政治氛围中必须做出的一种姿态。从太原金胜村赵简子墓的随葬器物来看，赵简子墓葬之规格符合其卿“身份”。[14]45因此，同样是新兴势力，他有着与鲁国“三桓”的不同之处，这也是孔子所心仪之处，是孔子希望投奔赵简子的出发点。当孔子西行中途闻简子杀窦鸣犊、舜华两贤人，从而改变主意。
    实质上赵简子仍是专权晋国的正卿，与鲁国“三桓”没什么根本区别，与孔子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一面是改革进取，顺应时代潮流而开天辟地的新兴封建卿族的代表赵简子；一面是固守旧制，维护周礼而克己复礼的旧贵族的代表孔子。孔子所要维系的，正是赵简子所要打破的；而赵简子所要开创的，却是孔子所畏惧的。即使孔子跨过了黄河，他也不会跨过这条思想的鸿沟。于是，孔子抚琴吟唱，隐居著书；赵简子则慷慨高歌，继续开创赵氏发展的新境界。
    赵简子失去了圣人，却拥有着广大的贤人。在所有关于赵简子的记载中，“爱贤”的记载真可谓蔚为大观，不可胜计。有些是史籍的真实记载，有些则是诸子百家的假借或推演，更有那些文人墨客对赵简子赋予了生动的形象和传奇的演绎，使得赵简子以“爱贤”之美名传扬千古，流芳百世。值得注意的是，在赵简子与众多贤士之间，事实上已然形成了一种新的君臣关系。这种君臣关系有别于孔子所维护周朝宗法制度下的天子、诸侯、卿、士的等级秩序。赵简子果然按照铸刑鼎时所倡导的那样，贤则举之，禄之，赏之；不肖则去之，刑之，杀之。这是具有新兴封建阶层特点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赵简子“尚贤爱贤”的风气，既是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的新气象，同时也是建立新兴国家君臣格局的奠基之举。赵简子与孔子的关系从一定层面反映了春秋晚期政治思想的变化和冲突。两人的冲突是政治家与理论家之间的冲突，是执政者与在野者之间的冲突。
    相比之下，孔子有弟子3000，72贤人。他的思想行动不全是保守的，他作为我国第一批私人办学者的杰出代表，是新兴知识者阶层的培育者和先知，开启了战国的士人时代。赵简子也有浩大人才储备并付诸政治实践，诸如董安于、尹铎、王良、周舍、阳城胥渠、史墨、少室周、烛之过、古乘、杨因、公卢、虎会、郑龙等贤能之士，真可借用《战国策》所说“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15]176如此一论，则赵简子之贤亦不逊色于孔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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