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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恺撒的应归恺撒而不宜归上帝？ 首先需要解释的是，此处与"恺撒"对应的"上帝"其实是指教会，"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的准确表述应该是"教会的归教会，恺撒的归恺撒"。因为上帝是高于教会和恺撒的，所不同的是，上帝与教会的关系是直接的（教会是上帝的代言人），与恺撒的关系是间接的（通过人民进行统治）。[98]根据美国制宪者们的理解，"上帝、人民和政府的关系如下：一、上帝创造了人，人创造了政府；人的创造者并不创造政府；二、上帝创造的人是拥有平等权利的人，上帝没有事先创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三、人人平等意味着没有人能够宣称有自然地统治他人的权利，即使他们事实上比其他人更强；四、上帝并不直接保障人的权利，而把建立政府、保障权利的工作交给了人；五、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人民的同意，除此之外别无渊源。"[99]因此上帝与恺撒（国家权力）的关系是间接的，上帝并不直接创造国家，而只是创造人，再由人去创造国家，创造国家的人在上帝眼中是平等的，创造国家的权力平等地属于所有人，即人民，君权并非神授而是民授的，民权才是神授的。[100]宪法和宪法构建的国家"是完全靠人的理性能力创造的，是各州在一个和平的会议中'一致同意'制定的。"[101]"或许这就是《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所说的'上帝的计划'：上帝并不统治，也不通过自己的代理人统治，上帝只是创造，建立政府进行统治的是人民。破坏这些环节，越过这些环节，就是破坏上帝的计划。"[102]上帝的计划当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不仅上帝直接统治的教会是神圣的，上帝间接统治的人民主权国家也是神圣的。然而，教会的神圣和人民国家的神圣虽然都来自于上帝的神圣，但又都不能等同于上帝的神圣，因为教会和国家都可能犯错，甚至犯罪（当他们背离上帝时），而上帝永远光彩照人。 1、宗教自身无力调整宗教界内部（主要是教与教之间）的所有关系，而须有国家法律的适当介入。恺撒的应该归恺撒而不能归教会，是因为教会无力涉足恺撒的领域，上帝赋予教会的使命是引领人类的精神生活，而一旦超越此界限，教会将很容易与世俗权力同流合污而失去其神圣性，至少在目前这个历史阶段的教会还不可能仅凭自己的力量和平解决各教会之间、各教徒之间的全部矛盾，而必须将此类问题部分交由国家法律处理。这一点随着人类从自然崇拜过渡到高级宗教后更为凸显，"在一个农业社会里，橄榄女神、谷物女神和酒神的崇拜者之间不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一个农夫会同时崇拜这三个农神，因为他同时生产这三种农产品。""自然崇拜因其非自我中心而容易将不同社团的成员统一起来，它是对一种力量的崇拜，在这种力量面前，整个人类都同样体验到人类自身的软弱。"而"高级宗教在战胜了旧有崇拜之后，高级宗教从精神布道向世俗事务转变，从此教会干预旧秩序的方式并不局限于精神方面，而要替代政府机构，这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自我中心这个它所应当消灭的东西，从而陷于世俗的陷阱而为人所弃。""自我中心是人类本性中固有的，我们多少都倾向于断定自己的宗教是唯一真实正确的宗教；断定我们自己对绝对实在的理解是唯一真实的理解；断定惟有我们得到了启示；断定向我们启示的真理是全部的真理；因而断定我们自己是'选民'、是'光的儿子'，而其他人则是处在黑暗中的异教徒。这些傲慢与偏见乃是原罪的表现，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人人都有，每个社团都有；只是程度各有不同。""自我中心是一种理智的错误，因为没有一种生物真正是宇宙的中心；自我中心又是一种道德的错误，因为没有一种生物有权利以宇宙的中心自居。"宗教的自我中心是一切宗教战争的根源，"集体的自我是比个体的自我更危险的崇拜对象。"[103]在长期的人类宗教历史上，许多宗教都非常"自以为是"，都是（至少曾经是）以唯一真理自居的，因而也往往是"排他"的，它们在无形中会有贬低其他宗教的倾向，甚至有改造、否定、打击其他宗教的欲望。"宗教作为意识形态与组织或许能把持有同一信仰的人民联合起来，但却把持有不同信仰的人民分离。"[104]"每个教会对其自身而言都是正统的，而对其他教会则是谬误的或异端的。"[105]印度某法庭在判决中描述了宗教骚乱现象："堕落中的宗教像一个恶魔，这时候的人们都陷入一种精神上的愚昧状态，对圣贤和先知的教导视而不见，却狂热相信'我的宗教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和'我的宗教家只属于我'等披着圣洁外衣的梦呓般的胡言。在这种集体的可怕倒退中，人道主义丧失了，宽容和慈悲的价值观死掉了。人们打着貌似伟大却有悖常理的旗号，大肆攻击另一方。"[106]为了破除自我中心，信教者不仅应该了解自己的神，而且也应对别人的神有所知，并进而有所尊重，如果"每一种现存宗教的传统的教徒们对其他现存宗教能有足够的了解，因而能以同时共存的宗教作为参照，返观自己的传统宗教"，那么"通过此种观照，他们有机会以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宗教。"[107]但从目前来看，仅凭宗教自身来破除自我中心，对某些教徒、某些教派是可能的，但对所有教徒、所有教派却是不太可能的，至少在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太可能的，因此为避免宗教冲突，不能不借助国家法律的适当干预。 从历史上看，教会掌握国家权力后热衷于打压异端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我国历史上，"在正统儒教的眼里，任何异端都是一种谋反的组织。这是教会国家（Kirchenstant）对异端所采取的态度。这种事态往往迫使大多数的异端组织诉诸暴力。"[108]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教会由于自我中心化而变得极不宽容"，[109]"他们把不属于他们教会的人一律宣布为异端，或者至少在他们认为有必要这样做时可以这样宣布。"[110]这样教会就可能比国家的强制更强制，且比国家的强制更伪善--教会总是能够以更冠冕堂皇的语言和仪式为其剪除异己的行为蒙上"高尚"的色彩。"为贪婪和统治他人的欲望所驱使的教会首领们，利用官长们的狂妄野心和幼稚的民众的迷信心理，违反福音书的原理和仁爱的训示，向他们传播宗派分立论者和异端派将被剥夺财产并予以毁灭的邪说，以此来诱惑或煽动他们去反对那些与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人。"[111]在中世纪的西方，"教派及教徒之间的流血斗争是家常便饭（在1483-1820年的350年间，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以火刑处死'异端分子'10 万多人，受迫害者达38 万人。16 世纪的法国贵族分成两大集团，……双方争权夺利，先后进行了10 多次战役，历时30 多年。在最著名的'圣巴托罗缪之夜'中被杀死的胡格诺派教徒有2000 多人，而法国各地三天内则有数万胡格诺派教徒丧生。与此同时，英国信奉天主教的女王玛丽在旧贵族的支持下废除了爱德华六世时代的宗教立法，宣布新教为异端，在三年中以火刑处死新教徒300多人（包括当时的大主教克兰默），致使大批新教徒逃奔到北美殖民地。"[112] 事实一再证明，灵魂拯救决不能用强加于人的方式，否则不但不能拯救他人，还会使自己陷入罪恶的深渊。"为了有助于另一个人的得救，任何人愿意使用多少劝戒和论证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切强力和强制应予禁止。……每个人都享有至高无上和绝对的自我判断的权威。"[113]宗教独立主要是指宗教不受政府的干涉，但同时也包括各宗教团体不能互相干涉，宗教独立本身蕴涵了宗教平等的思想。""任何教会无权干涉其他教会"，"所有教会均像私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永远共同遵守和睦、平等和友好的准则，而不得以任何借口谋求超越或统治对方的权限。"[114]像信仰这一类涉及人类灵魂深处最微妙的情感问题只能用最阴柔、最委婉的方式施以"润物细无声"般的影响，而最忌讳的就是简单粗暴。在宗教领域，"暴力不仅有罪，而且不能奏效；因为宗教是不能以武力灌输的。没有一种信仰不是因为人们真实而内在的深信不疑而被自愿奉行的。"[115]各宗教之间有分歧、有争议是正常的，宗教辩论也是可以的，但太多、太激烈的宗教辩论往往容易引发冲突，西方神学曾经是善争奢辩的，但同时也难免不偏执极端，"宗教辩论的嗜好者势必心地不公"，"极端的狂热分子容易变得轻信盲从和怀疑一切，容易对那些被他们怀疑的人们抱有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这种早已臭名昭著的热情（神学的义愤）想在哪里找到异端，就能在那里找到异端"。从口诛笔伐、刻意诋毁到刀枪相见，"欲将种种私己之见争个水落石出的热情，使我们这半个地球笼罩着硝烟和黑暗"。[116]口诛笔伐应该有一定的分寸，而刀枪相见则是绝对禁止的。"当社会每一个人都学会把他所信奉的宗教信仰中的真理及宗教实践与自愿地宽容邻人的不同的信仰及实践协调起来，才能获致真正的精神自由。真正出于自愿的宽容是唯一有效的宽容"。[117]"基督教世界之所以发生以宗教为借口的一切纷乱和战争，并非因为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不同意见（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因为拒绝对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实行宽容（而这是能够做到的）。"[118]如果一个宗教"用禁止不同意见，甚至禁止讨论的独裁主义言辞作出了唯一性和终极性的自我崇拜的断言"，就是犯了"崇拜自己"或崇拜"自己的宗教制度"的"至恶"。[119]宗教信仰本身是纯洁的、神圣的，但信仰者如果不能容忍任何人怀疑、批评自己的信仰，甚至必须和自己一样虔诚，一样感受神圣，否则就是亵渎、冒犯，进而不能忍受而采取偏执、极端的态度，就是越界，就可能引发冲突。而宗教冲突"唤起了人类本性中野蛮的兽性"，那是一种"本应像许多野兽一样被牢牢锁住的千百种邪恶热情"。[120]"16世纪向异教徒宣讲的基督教"已经不是它最初"慈祥温柔"的面孔了，而变成了"一种血腥的、杀气腾腾的宗教"。[121]西方历史上的宗教战争、武力传教书写了人类历史上罪恶的一篇，血的教训告诉人们，宗教行为必须有世俗法律的适当约束才能不逾越边界。 历史上教会的邪恶行为是因为教会也是由人组成的，教会本身并不是上帝，教会偏离上帝时就可能变成魔鬼。因此"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一规律也同样适用于教会。教会中有高尚的人也有卑鄙的人，正如社会中有高尚的人也有卑鄙的人一样。如果说教会中高尚的人比社会中高尚的人多，那是因为政教实行了有效的分离，在政教分离的情况下教会才可能专注于亲近上帝从而释放出神性的光芒。而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教会中卑鄙贪婪的人决不会比社会中卑鄙贪婪的人少，也不会比他们逊色。"那些正人君子们与其说是传播福音的教师，不如说是政府的官员。他们企图通过逢迎君主们和当权者们的野心与统治欲望，来极力加强国家内部的专制统治，否则，他们是不能在教会里建立起这种专制制度的。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国家与教会之间的不幸的一致。"[122]因此，国家权力介入宗教（上帝的不归上帝而归了恺撒）会破坏宗教平等，导致权力和一些宗教结合去打压另一些宗教--就像我国文革时期四人帮"挑起群众斗群众"；同样，宗教介入国家权力（恺撒的不归恺撒而归了教会）也会导致掌握权柄的宗教打压其他弱势的宗教。因此，"教会的归教会"和"恺撒的归恺撒"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要"教会的归教会"了，恺撒就不能再染指教会，就自然会集中精力于"恺撒的归恺撒"那部分世俗事务；同样，"恺撒的归恺撒"了，教会就不能再涉足恺撒的领地，就只能面向"教会的归教会"的精神领域。只要做到了"教会的归教会"，那么恺撒的就自然会归恺撒；或者只要做到了"恺撒的归恺撒"，那么"教会的归教会"就会自然实现。教会的如果不归教会而归了恺撒，或恺撒的不归恺撒而归了教会，对于恺撒和教会都是不幸的--恺撒将因此变得狂妄，教会将因此变得残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