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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种门宦制度，掌教者成为教民的穆勒师德（导师）、毛俩（主人）、筛赫（长老）、卧里（真人）、古土拜（真主的代理人）。教民须称掌教者为道祖、当家人、老人家、太爷、爷，要对之绝对服从，无条件地执行掌教者的一切命令和指示（口唤）。没有掌教者的“口唤”，任何教民不准妄自行动。正如《明证利剑集》的作者所说：“一个教徒如果没有教主的‘口唤’，他连呼吸都不能够了。”[8]顺从掌教者，就是顺从真主的具体表现；服从掌教者的“口唤”，就是遵行“天命”。 有了这种门宦制度，门宦教民被束缚在带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道乘修持活动中，如醉如狂地接受掌教者为他念讨白（忏悔），点齐克尔（授道），甚至勇敢地参加掌教者号召的“圣战”，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得“舍牺德”为荣。 有了这种门宦制度，掌教者可以顺利地向教民收取金钱供奉，进一步占有土地，对教民进行封建土地剥削和各种经济盘剥，从而使教民心甘情愿地成为掌教者的人身附庸。 有了这种门宦制度，各门宦掌教者可以利用自己控制的人力、物力、财力，去与官府的统治者相互勾结，相互利用，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使本门宦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教合一的社会封建集团。 有了这种门宦制度，掌教者可以在他在世时任意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以便在自己死后该人继承自己的一切权力，成为本门宦下一辈的最高领袖，使本门宦道统代代相传。 有了这种门宦制度，可以保障掌教者死后继续受到狂热的崇拜，他们的坟墓被修成拱北（圣墓），教徒年年要在那里举行各种祭祀性的尔埋里圣会，成为新掌教者用来统治教徒的神圣偶像。 因此，我认为所谓门宦制度正是一种典型的封建特权制度。这种制度从清末至1958年反封建特权以前，在各门宦中都程度不同然而却普遍地存在着。这种封建特权制度，这种高度集中的教主神权，是建筑在土地高度集中的封建地主经济的基础上的。土地改革的胜利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这种制度受到致命的冲击。1958年，随着封建经济的被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门宦制度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土崩瓦解，这种封建特权制度也就不复存在了。 四、关于教长世袭制度那种认为门宦是以始传者子孙世世为掌教作为基本特征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种说法与实际有出入。诚然，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多数门宦都曾搞过掌教家族的世袭罔替，但也并不尽然。被列为四大门宦之一的格底林耶就不实行世袭制，他们的传教者不婚配，主张出家修道，当然没有父传子受的世袭罔替。我们能因此而不将格底林耶视为门宦么？再以人数最多、传播地区最广、流传时间较长、教权比较集中和巩固的哲合林耶门宦来看。它的前三辈道祖分别为马明心、穆宪章、马达天三人，实行的是“传贤不传子”的教规。始传者马明心正是以“道者公也，岂为一家私有”的主张和这种传贤不传子的教规作为他拉拢教徒的王牌，打击世袭制的花寺门宦的有力武器。我们能说马达天以前的哲合林耶不是门宦么？第五辈教主马化龙牺牲后，家破人亡，道统中断。汴梁太爷马进城名为第六辈教主，实系后人追认，并未真正掌教；后来马元章复兴哲合林耶门宦，做了第七辈教主，然而马元章并非马达天、马以德、马化龙一脉子孙。我们能说马元章时期的哲合林耶不是门宦么？ 再说，掌教世袭制也并非自门宦始。中国伊斯兰教最远在14世纪初即出现了掌教世袭制度。从南宋末年的摄思廉夏布鲁罕丁，到明万历年间的夏日禹，夏氏家族在泉州清净寺世袭寺政长达三个多世纪，能否称之门宦？山东济南南大寺，从15世纪30年代起由曾供职光禄寺的陈英之子陈礼主持掌教事。此后陈氏家族子孙继继绳绳，世袭掌教，且领有官方的礼部札副，可说得上是有身份、有地位、有特权的家族了，何以也不被称为门宦？又如北京东四清真寺掌教马氏，明弘治中（1488－1506）正式领取礼部札副住持是寺，绵绵延延，世袭至民国，长达400余年，历久不衰，同样也未被称为门宦。原因何在？正因为他们重教不重道，不搞神秘主义苏非派的那套道乘修持活动，他们不是修道派。掌教世袭与否，不能被看作是门宦区别于其他教派的主要标志。 五、关于“门宦”一词的出现及门宦制度的确立“门宦”一词不是从来就有的。它的出现与门宦制度的确立有密切的关系。不妨可以说：“门宦”一词是伴随门宦制度形成的一种副产品。 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中国伊斯兰教自唐初入华，直至明末清初，向无教派之分，当然也不会有各种教派之名。不要说没有“门宦”之称，即使自称是老古行的“格底木”这一教派名称也未见诸于世。所有的无非是“大食法度”、“大食法”、“天方教”、“真教”、“净教”、“清真教”、“正教”、“回回教”等泛指伊斯兰教的各种称呼。 清康熙十八年（1679）译著《醒迷录》的伊斯兰教经师舍蕴善（起云），认为中国伊斯兰教当时通行的礼仪中有18项不合经训，并曾对此一一予以订正，被时人目为“新行”。但这位舍先生并未创出一个教派。 至乾隆初，河州回民马来迟传虎非耶学理，与回民传统尊奉的伊斯兰教有异：按传统做法，是先礼拜而后开斋，按马来迟的主张，则是先开斋而后礼拜，因此，坚持按传统做法的被称为“后开之教”，马来迟这一派则被称为“前开之教”。“教至是分而为二”。[9]马明心归国后，传哲合林耶学理，与马来迟一派又发生矛盾，始有“老教”、“新教”之名目。当时并没有“门宦”这一名称。 据马通同志考证：“门宦”一词始见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河州知州杨增新的《呈请裁革回教门宦》一文中。[10]“门宦”一词的起始，是在清末民初。据说，最早的命名者是热衷于孔孟程朱之学的马元章，继而出现于官方、本族文人、学者的文书、著述之中，然后普及于群众[11]。马通同志的这两段考证很有研究价值。 “门宦”一词的含义是什么？那种将“门宦”一词说成是阿拉伯语“巴布”或波斯语“托钵僧”等词的意译之论，似属牵强，证据不足。诚然，门宦是接受了外国苏非派的影响以后才形成的，外国的苏非派与中国的门宦教派有渊源关系。但是门宦毕竟是在中国形成的，对中国伊斯兰教内部的那些修道派以“门宦”二字呼之，自有它的道理在。“门宦”一词的出现，与门宦制度的确立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知道，汉语里的“门”字有多种解释。举凡“分门别类”、“自立门户”、“门户之见”等处的“门”字，均可做类别、派别解；此外，“门”字又可做“门阀”、“高门世家”解。“宦”字当然是官宦之宦，表明一种身份、地位、权威。在掌教者集神权、政权、财权于一身，不仅是教民的宗教领袖，更成为教民的世俗领袖之际，也就是说在教主的封建特权制度确立之时，以“门宦”二字命名这一教主所统治下的修道派别，是顺理成章的。 那么，门宦制度只是在什么时候确立的呢？作为一种上层建筑，这种门宦制度的确立必须有强大的封建地主经济做基础，必须有官府的支持做靠山，才有可能。根据现已掌握的资料，我认为这种教主的封建特权制度是在清末光绪年间（1875－1908）才最终得到完备和确立的。 让我们以公认最有代表性的哲合林耶门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