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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合林耶创始人马明心出身贫家，他的一生是非常艰苦的。他“所居住的房子，都是仅能容身的山洞土窑。马明心一生没有一亩土地，在他传教20多年的过程中，家无分文的积存，过着布衣粗食的生活，全家6口人躬耕自给，一生穷困，连一头磨面的毛驴也没有。他经常身穿他老婆给他自织的羊毛褐衫，只身周游各地讲经传教，常常过着枵腹度日的生活。” 马明心的弟子们也是如此。他们自食其力，过着艰苦的生活。“在拜功后闲暇时，都拿上绳子、镰刀到山里打柴，以维持生活。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但是富贵不能迷惑腐蚀他们，挨饿受冻仍守正道。”[12] 在马明心及其两个弟子穆宪章、马达天任哲合林耶教主时期，基本上没有购置土地和积累私人财富，虽也有教民的束修供奉，但他们除用来维持个人最低生活需要外，多又转手施散给他人或用于自己所宣传的宗教事业上。他们是以自己苦干实干的办道精神、优良的品德、渊博的学识来赢得教民景仰和拥戴的。此时哲合林耶教主的封建特权制度并未形成。 哲合林耶的教主世袭始于马达天传位给马以德。但据《道统史小集》的作者介绍，马以德在同心县锁家岔求学办道时，“白天情愿挨饿，晚上点着木柴照明，来积蓄面粉和食油，在念《穆罕麦斯》时施散。”[13]可见马以德时期生活虽有积蓄，但并不十分富裕。马达天在传位给他的儿子马以德时，并非毫无顾忌，而是煞费一番苦心，据说把头发都愁白了。《道统史小集》的作者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段传子的过程。之所以如此，不正因为马达天任教主时封建特权制度尚未确立么？没有这样一种制度作保障，要把教权直传其子，就不能不多费心机。 教权传到马化龙时期，哲合林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马化龙“富甲一乡”，已有了雄厚的经济势力，他“纳捐为武职”，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在这种背景的基础上，他当上了“甘肃新教巨魁”，“自称总大阿訇”，继承了教主神权，教徒们“奉之如雷电鬼神，莫敢有异。”[14]至此，可以说哲合林耶的教主封建特权制度已初步形成了。 但是，这种制度兴起不久，就很快夭折了。马化龙参加领导的同治年间宁夏地区回民起义失败后，他家破人亡，哲合林耶大伤元气。刚刚形成的教主封建特权制度也同时遭到致命的打击。复兴这个制度并最终使之完备和确立的，是在马元章时期。 与官府相勾结，乘机扩大自己的权势，是教主封建特权制度形成的第一个表现。马元章总结前辈的经验教训，尽力讨好官府，千方百计交结军阀，取得官府的信任和支持，以谋发展自己的势力。在陇南镇台李得仓的帮助下，他在张家川北山建立了第一个传教根据地。1900年，马元章利用慈禧太后逃难至西安之机，通过护卫慈禧的甘军统帅马安良向清廷求赦，取得了公开传教权。在河湟起义失败后，马元章上书清帝，要清廷“崇礼教，正人心”，为统治者出谋献策，受到清帝的嘉奖。清帝以失察罪名责斥平凉官吏时，马元章以“民不举，官不知”为由，极力为地方官吏解脱，从而获得统治者的好评。马元章一方面劝止教民勿与官府为敌，另一方面一再向官府保证不起事端，对维护封建政权帮了大忙，曾先后获得清廷赏给的御笔亲书的寿字中堂、袁世凯所赐一等嘉禾勋章等。有封建统治阶级做靠山，马元章便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大自己的影响，使自己从一个一贫如洗的难民，成为富甲一乡的地主兼教主。 神化前辈教主，大搞拱北崇拜，是教主封建特权制度形成的又一个重要表现。马元章知道，要想获得教众，必须要打出马明心、马化龙的旗号，并不断神化他们才成。所以他专门为马明心、马化龙修建了拱北。这是哲合林耶修建拱北之始。在教民看来，马明心、马化龙等人是为了哲合林耶的发展和广大穆斯林的利益而英勇牺牲的，他们已经成为教众心目中的神圣偶像。因此马元章为他们修建的这些拱北如同哲合林耶的圣地，当然要招来广大教民的朝拜。随着这种朝拜拱北的活动及在拱北所作各种宗教活动的不断增加，教主便会得到大量的金钱奉献，从而获取大量的经济利益。 宣扬孔孟之道的封建等级观念，使教主及其家庭神圣化、帝王化，是教主封建特权制度形成的第三个重要表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由于甘宁青地处西北边陲，殖民主义者虽有侵入，封建势力却仍占优势。千百年来，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强化自己的统治，大力宣扬孔孟之道，用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束缚人民的思想，并在封建地主经济基础上建立了森严的等级制度。马元章博览诸子百家及史籍，精通孔孟之学。他强调适应社会的需要，用汉文宣传教义，用孔孟之道解释宣扬哲合林耶学理，并写有《省己格言》、《鉴古训》、《道统论》等儒化很深的伊斯兰教著作。他把儒家的那套封建等级观念运用在哲合林耶内部。他奉马化龙嫡孙马进成为君，自己以臣属自居；在马进成死后，他特意追认马进成为第六辈教主，自己甘居第七辈。从马元章时起，哲合林耶内部以教主为君，以辅佐人员（包括教主的亲族及中、上层神职人员）为臣，以广大教众为庶民；教民对教主自称“屋俩目”（奴仆），对教主及其亲族要行跪拜礼；教主及其宗族如同封建帝王和贵族一样，具有当然的至尊特权和神权；规定教统的继承只能是世袭罔替，父传子受，外人只能为臣，不能为君。[15]这种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及教主家族的神圣化、帝王化，正是高度集中的教主神权的一个典型表现。 建立一整套严格的组织制度，是教主封建特权制度形成的第四个重要表现。伴随着封建等级制度的形成，一整套严格的组织制度也确立下来。以前，马明心等人为传授哲合林耶学理而开设了道堂（宣道所）。道堂是传教者私设的，清真寺是穆斯林公有的。道堂既不依附于清真寺，也不统辖清真寺。由于教主权力高度集中，私人的道堂开始凌驾于公有的清真寺之上，一个道堂要统辖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清真寺。教主坐镇道堂，道堂下设教坊，教坊统辖教民，教主向各地委派自己的热依斯，管辖数坊或数十坊的清真寺。教主向各坊委任阿訇，又派自己的亲信充任各寺学董。阿訇、学董对下领导本坊教民，对上要对热依斯和教主负责。这种制度可能在马化龙时期就有了，但马元章又将其复兴起来，严密起来，当是无庸置疑的。试想，屡受打击几遭覆灭的哲合林耶，到马元章逝世前后竟发展教徒达20万左右，遍及宁夏、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四川、吉林、河北、山东、北京、南京等地，若不是有一条严格的组织制度，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 综上所述，马元章时期不仅复兴了哲合林耶，而且强化了教主的权势，确立了哲合林耶门宦制度。恰在此时，这位热衷于孔孟程朱之学的哲合林耶教主马元章，欣欣然将自己惨淡经营几十年、由马氏家族所统治的这个修道派别称为“门宦”，显然是很恰如其分的。如果说，在此之前，各修道派以“某门”自称，是仅指“某派”而言；那么，在教主封建特权形成以后，马元章以“门宦”呼之，不仅有该派属某一家族所辖之意，更有强调教主承继本门道统权威性之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