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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与孔孟儒家强调“修己安人”的入世精神相反，老庄道家哲学有隐居遁世的消极情怀。传统意义之上的历代文人士大夫，在人生观上也多多少少涵有慕道遁世的道家情结。不可否认，老庄道家所追求的逍遥自由的精神境界，也是刘基在仕途失意之后用于遣愁排郁的精神寄托。比如：刘基在至正六年（1340）于江西行省掾史职位上投劾卸任之后，“隐居力学”，游历祖国大好河山，富春江畔的绿树幽林、清川溪流的桐庐美景使刘基陶醉其中。其《自衢州至兰溪》诗云：“仙山在咫尺，早晚期登临”，[6]抒发了诗人放浪形骸、寄情山水、诀别仕途的道家情怀。我们知道，桐庐自古以来就是隐士、处士的首选福地，东汉高士严子陵拒绝光武帝刘秀之召、拒封“谏议大夫”之官位，来富春江隐居垂钓而有“严子陵钓台”，为后人所敬仰；不少文化名人如李白、范仲淹、孟浩然、苏轼、陆游、李清照、朱熹等都曾来此赋诗舒怀。刘基《九日舟行至桐庐》诗中的“澄心以逍遥，坻流任行止”，[7]《夜泊桐江驿》诗作中的“伯夷清节太公功，出处非邪岂必同？不是云台兴帝业，桐江无用一丝风”，[8]足以说明老庄道家的“无待逍遥”并与自然山水“冥然自合”的人生境界，以及魏晋玄学名士们“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的理想追求已经铭刻于刘基的身心。 至正十八年（1358）底，刘基与元廷彻底决裂，隐居避世，约成于此时的《樵渔子对》文中，他借“隐者”之口表达了自己对老庄道家隐逸生活的追求与渴盼：“采山林以食力，钓清泠以自适；日高而起，日入而卧；目不接市肆之尘，耳不受长官之骂；俯石泉以莹心，搴芳兰以为藉；荣与辱其两忘，世与身而相谢。”[9]远离尘世生活的喧嚣与无道官场的摧残，与山林清泉为伴，陶醉沉迷其中，这种道家情怀别是一番情调，这也是传统文人官场失意之时的共同心理选择。 （一）刘基对《老子》辩证法的继承 《老子》以“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的客观辩证法为处世行为方式，推崇“贵谦处下”、“贵柔守弱”的价值取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第44章），“罪莫厚乎贪欲，咎莫险乎欲得，祸莫大乎不知足”（《老子》第46章）。向往“明哲保身”、“不与天下争”的生存理念。生当元末明初乱世的刘基对此亦有继承与发展： 蓄极则泻，闷极则达，热极则风，壅极则通。[10] 山有金则凿，石有玉则劚，泽有鱼则竭，薮有禽则薙。[11] 冶容色者，侮之招；丽服饰者，盗之招；多才能者，忌之招。[12] 象以齿自伐，马以能受羁。猛虎恃强力，而不卫其皮。[13] 这里，刘基对《老子》“物极必反”的辩证法已经深有体会，这些都是“反者道之动”理念的具体阐释。刘基在佐明之前，其内心世界为孔孟儒家思想所主导，然而洪武建元之后，朱元璋猜忌、专横的帝王性格迫使晚年刘基的内心世界倾向于老庄道家明哲保身、息心遗世的理路。刘基也正是运用这些道家智慧得以在朱明王朝险峻的宫廷斗争中得以避祸远身、并保全身家性命。如《感兴五十首》中：“夸父空有勇，精卫良无智。翼折海未枯，身偾杖徒弃。何如抱区区，保己遗世事。”[14]“铩羽畏高风，疲马厌长道。玄阴促暮节，何物能不老。自非松柏质，敢冀出众草。……荣名何足言，息心以为宝。”[15]《感兴六首》诗云：“周器忌盈满，老子戒矜骄。园林无恒芳，江海有回潮。委心从大化，庶几永逍遥。”[16]细细品味这些诗作不难发现，早年儒者刘基的心态在暮年更多地倾向于道家。 刘基对老子祸福相倚的辩证法思想也深有领悟，有文曰： 徼福非所希，避祸敢不慎？富贵实祸枢，寡欲自鲜吝。蔬食可以饱，肥甘乃锋刃。探珠入龙堂，生死在一瞬。何如坐蓬荜，默默观大运。[17] 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祸。小人不知祸福之相倚伏也，则侥幸以为尝。是故失意之事，恒生于其所得意，惟其见利而不见害，知存而不知亡也。[18] 福祸相倚伏，岂不在所招？宁为朴樕茎，莫作长松梢。[19] 福祸、利害、存亡、得失作为相对待的双方是相互转化的，这也告诫我们在为人处事方面要通盘考虑，反对执著于单极的绝对化思维方式。刘基古乐府诗《阳春歌》“人间但见阳春好，未识春阳有枯槁”句，[20]也体现了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含义。刘基在《平西蜀颂》中以《老子》中强调的矛盾双方互相转化辩证法思想：“冬寒之际，必有阳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理则然也。”[21]刘基意在劝谏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奉行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 《老子》有“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的“三宝”理论，刘基对此有所阐发。他说：“秦王未帝也，天下莫强焉。及其吞六国而一位号，不过再世，匹夫呼而与之争，天下并起和之，莫不以秦为辞者，的所在也。陈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主以为秦兵之的也。故曰：不为事先，动而辄随者，不为的而已矣。”[22]陈涉之所以在推翻秦朝的战争中率先覆亡就是因为“先起”、“先自王”，结果成为秦军直接攻击对象；只有“不为事先”的刘邦最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直接受益者。显然，刘基这种“不为事先”的军事理论源于《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 （二）《庄子》对《郁离子》的启示 一般认为，脍炙人口的寓言体政论散文集--《郁离子》，是刘基对蒙元王朝彻底失望、隐居青田故里而著。《郁离子》作为刘基为天下后世“立言”的不朽名著，其创作动机与学理体系，吴从善《〈郁离子〉序》称云：“夫郁郁，文也；明两，离也；郁离者文明之谓也。非所以自号，其意谓天下后世若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23]刘基高弟徐一夔《〈郁离子〉序》称：“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本乎仁义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大概矫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刘基在《郁离子》未了也提到：“仆愿……讲尧舜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24]《郁离子》确是一部为后代“立言”的经世名作！[25] 刘基《郁离子》的寓言体风格可谓“牢笼万汇，洞释群疑，辨博奇诡，巧于比喻，而不失乎正。”[26]在这点上颇似《庄子》的语言风格，即汪洋恣肆、想象奇幻、文辞富丽、气势磅礴、感染力强。更为重要的是，《郁离子》还吸收改编了一些《庄子》的寓言来就事论理。兹举数例以说明： 《庄子·齐物论》中有“朝三暮四”的寓言故事：“狙公赋茅，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27]《郁离子·天地之盗》篇则痛斥艾大夫“使役民”的权术，而主张“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恶”的养民观，刘基以为艾大夫之术“无非朝四而暮三”，并无实质改变。[28]刘基在《郁离子·瞽聩》篇中又对“狙公赋茅”的寓言进行改写，旨在说明百姓造反起义、反抗剥削压迫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实对“有道伐无道”的汤武革命论的讴歌与赞美：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群狙於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於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