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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宗教在当今世界60亿总人口中，信奉各种宗教的人有48亿，占世界总人口的81％。尤其是各种新兴宗教发展迅猛，其信仰团体达2万多个，信徒人数亦超过1.3亿。宗教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有着既密切又复杂的联系，不少宗教问题都直接关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许多宗教问题往往会形成局部地区的难点、焦点和全球性的热点、重点，对整个世界的格局和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甚至有可能改变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在“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政治较量已越来越多地以宗教冲突、宗教纠纷或宗教自由、宗教人权问题之争的形式来表现。世人关注及担忧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等也可能与宗教因素有着直接或间接、敏感而复杂的联系。美国“9.11”事件后，不少人都在探讨并反思“宗教可能导致什么”、“宗教应该提倡什么”、“宗教可以避免什么”这类既敏感、微妙，又颇为热门的问题。宗教问题在当代世界已涉及到国际政治、世界和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关系、法律秩序等重要方面。从宗教的全球化、尤其是文化全球化意义来看，“世界宗教已经培育了具有巨大权力和资源的宗教精英和政治精英，他们有能力动员军队和人民，能够形成跨文化的认同感和效忠感，或者能够提供根深蒂固的神学基础和合法的社会基础。在这些方面，世界宗教毫无疑问构成了前现代时期最强有力的和最重要的文化全球化形式”。①因此，系统了解并深入研究世界宗教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其发展态势，对我们当今的战略思维和战略决策既极为重要、又非常必要。 （一） 世界宗教的世俗化、公民化、现代化趋势 当代世界宗教的一大特点即面向世界、面向社会、面向现实、面向个我人生。在全球化进程中，宗教发展已很难“遁世”、“隐居”，也不可能离开社会、回避现实。因此，世俗化、公民化、现代化已成为当代世界宗教发展的主要趋势。 人类社会经历过从“宗教文化”形态社会到“世俗文化”形态社会的过渡，社会治理也大体有过从“神治”到“人治”和“法治”的发展。宗教本来乃以神圣性、神圣化为特色，与现实世界和社会存在形成一种张力及对峙。但在人类社会的现代发展中，尤其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宗教世俗化则极为引人注目。不过，宗教世俗化绝非消解宗教、淡化宗教，而是宗教本身适应现实社会、迎接现实挑战的一种调整和变化。在此，“世俗化”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世俗化”即“非神圣化”，意指传统神圣观念的“祛魅”、神圣象征的退隐和神圣符号的破解。人们对以往宗教意象、观念的神圣化、神秘化和神话化解释，已被今日理性化、现实化和还原化解释所取代。例如，在对“神灵”观念，宗教本质、信仰真谛等宗教核心问题的认知上，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和进展。虽然对神圣的信仰犹存，但人们的信仰体悟和理解则正在从其梦幻性、模糊性、盲目性、痴迷性中解脱，而更多代以冷静、清醒、理智、洞观性把握。随着偶像神圣的消除，价值神圣得以逐步建立，人的精神世界开始重构，宗教信仰在人们注重现实“谋生”的同时亦呼吁一种提高人生境界和纯洁心灵的“谋心”，在物质世界和日常生活中力求一种“灵魂的在场”。所以，“非神圣化”之后，宗教的本真及其寓意仍存，宗教的价值体系亦得以保留。其二，“世俗化”也意味着宗教乃在积极进入世界、回返现实、直面人生、“温暖”人间，即强调其现实意义和现实关切，如现代生活中“慈悲济世”、“庄严国土”的“人间佛教”，基督宗教中的“社会参与”、“社会福音”以及“世俗神学”，伊斯兰教中两世吉庆、重在现实的思想，以及道教对济世度人、助国化民诸主张的强调等。这样，“世俗化”并没有真正“化掉”宗教，而是促使宗教更全面、更广泛地渗入生活，在社会存在及发展的方方面面以直接或间接、公开或潜在的方式顽强地体现其自我。 宗教的“公民化”亦称宗教“国民化”或“市民化”，这在北美当代“国民宗教”（civil religion）现象及其社会意识中得到典型体现。从全球视野来看世界宗教，我们可以发现宗教在不同国度的现实存在呈现出政教分离、政教合一、政教协约等多种形态，而“政教分离”则正成为世界各大宗教发展的主导趋势。与“政教分离”发展相呼应的，则是宗教存在的“公民化”现象之出现。在现代社会中，以往宗教“君临天下”、“神治”、“一统”的局面不复存在，宗教的制度性、建构性和组织性作用减弱。于是，一种新的“公民宗教”或“国民宗教”意识应运而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宗教制度性作用衰退而留下的空白和不足。这意味着，宗教机构和组织在许多国度已不再起统治和主导作用，其追求和利益则需要国家公民即社会成员的“宗教性”来体现或实现。在宗教教阶制和神职人员在社会功能上“失效”的地方，宗教“平信徒”的作用得以发挥，其在宗教团体中的角色及其社会影响受到关注。在西方发达国家，宗教“世俗化”、“现代化”之后与当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社会观相吻合，宗教已成为公民个体的私事，宗教与社会的“距离感”消失，其传统意义上的批判精神和“先知”警醒与社会批判及监督已融为一体，因而形成“国民社会”与“国民宗教”的和谐共在。当然，在“政教分离”的氛围下，“国民宗教”意义下的宗教并没有远离社会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更贴近政治、更深入社会。其宗教团体作为社会团体、其宗教信徒作为国家公民对政治的关心有增无减。这在美国“民权”运动、总统大选进程中即可一目了然。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并高度重视在全球化进程中宗教“公民化”这一发展趋势。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势必带来世界宗教的现代化。尽管宗教的“现代化”转型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但这种“现代”趋向在不少发达国家中已极为明显，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也初现端倪。所谓宗教的“现代化”是指其“现代”意识和对社会现代进程的积极适应。首先，宗教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向现代社会发展靠拢，大多放弃了传统封建神权专制，从观念上推动从“神本”向“人本”的过渡，以其宗教精神遗产来注解、论证现代“平等”、“民主”思想，在宗教组织及其教阶结构上推行适应现代社会体制的改革。其次，宗教在改革或摈弃其制度滞后的同时，以价值理念上的适应来为现代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例如，西方社会学家韦伯就曾认为西方现代社会发展应归功于基督新教提供的“潜在精神力量”，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源自清教中“具有伦理色彩的生活准则”。因此，宗教在现代化进程中虽不可能作为公开的、表面上的率领者或先驱者，却不必定为其障碍或阻力。相反，宗教通过其积极的自我调适，可以为现代化发展提供“现代化意识”等精神资源，或成为支持这一进程“可持续发展”的积极精神潜流和不竭的动力。再次，宗教开始对现代科技发展及其成果持认可、开明之态，在调整其与科技之关系的同时也有意识地运用科技发展带来的成果，使之能为其信仰服务。在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面前，宗教不再以阻挠、封杀来对付，而是积极追踪、观察，主动对话和利用。这样，宗教力求在现代化氛围中不断自我充实、调整和完善，在了解、掌握科技进步的情况下达到对自身信仰的保护和推动。此外，宗教在试图跟上现代化步伐之际，也对现代化本身及其后果加以分析、评价或批评、警告，有着入乎现代却超越现代的意趣。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宗教在全球化进程中也融入并推动了“后现代”的发展，并参与了“后现代主义”本身从破坏性到建设性、从否定性到肯定性、从悲观性到乐观性的转变。 （二） 世界宗教的多元化、本土化、普世化走向 全球化进程在政治上出现了“单极垄断”与“多元并存”的抗衡，在宗教上也存在着“一种宗教”与“多种宗教”之争。从总体趋势来看，“全球化”绝非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的“一体化”或“单一化”，而呈现出多元涌动、多元抗争、多元发展的局面。世界各大宗教及其相关派系各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和特色，全球化在促进其相互接触、增加其相互了解的同时，也唤醒其自我意识，使其个性得以彰显。就其传统意义而言，各种宗教均有其特定的民族、地域、文化和历史背景；在某一固定地区，相应的传统宗教会有更大的影响、甚至能起决定性作用。但全球化的进程已将这种格局打乱，宗教的分布出现重组，某一宗教“大一统”的状况亦不复存在。信息的快捷和交通的便利，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带来的人员流动和移民大潮，更使宗教的多元化异彩纷呈。政治上的多极和信仰上的分化，在人类的全球性共存中更显突出。没有一种势力能够统摄一切，也没有任何宗教可以风靡全球。这样，宗教对话、互渗和交融成为其发展主流。人数最多的基督宗教虽然已影响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却因其教派林立、不断分化而形成多种风格、多种走向，其在不同地域及民族中的本土化、本色化倾向更令其“统一”之貌变得模糊、逊色，甚至逐渐消退。各种东方宗教如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则传入许多西方国家，在原属基督宗教的大本营中立足、流传，从而使东西方宗教对话的戏剧性色彩更浓，其多元性重叠也更为复杂。 与多元化相伴随的则是宗教的“本土化”走向。“全球化”氛围中的宗教不是脱离地方特色的抽象存在，乃在其具体地域、具体文化环境中的生动展现。宗教的“本土化”反映了一种既跨越文化，又进入文化的交流，是一种体现地缘特色的“融入”。因此，“本土化”亦称“本地化”或“本色化”，并引申出“处境化”的蕴涵。所谓“处境”，包括历史处境、社会场景、文化背景、经济环境、政治情景等内容。宗教在适应这些处境、达其“处境化”时有表层或深层之“化”。这种表层的“本土化”一般指“文化披戴”，即宗教对某种本土文化在外表上的适应，如在其宣道和崇拜礼仪中使用当地的语言、习俗、服饰、音乐、艺术等，在宗教场所的构建和布局上采用当地建筑样式和风格等，但其旨归在一种与本土文化的外在“形似”，而不希望其本质之改变，因此在文化接触的深层面上会产生碰撞和冲突。与之相对应，宗教在深层的“本土化”则指其“文化融入”，即通过一种内在的相融和结合而使相关文化得以“重构”，其宗教获得与本土文化内在的、本质性的“神似”。应该指出，这种“本土化”走向，及其“化”的程度，除了文化因素之外，更与政治的关联密不可分。以弱势政治为背景的宗教，其“本土化”主要是适应、服从当地社会文化；而以强势政治为支撑的宗教，其“本土化”则有可能改变、重构当地社会文化的格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