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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化趋势颇为吻合的，应还有宗教的“普世化”倾向。这种宗教“普世主义”强调宗教应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和所有的地方”存在并发展，以“一个世界或没有世界”的口号来提倡其社会共在、信仰共识。面对宗教多元化、本土化、世俗化使其凝聚力大为减弱这一严峻现实，不少宗教意识到其教派分离和历史分裂已使其现实存在中的政治力量削弱、社会影响减少、民众吸引力退化，因此为克服其势单力薄的窘境而重新呼吁其宗教内的求同、合一，旨在增强其社会存在的整体实力。提倡这种“普世主义”的宗教人士总感到其宗教的现实处境是“教会太弱、世界太强”，认为宗教联合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合则存、分则亡”的警言。这样，在当代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大宗教均加大了其同宗联合的力度、加快了其相互协调的步伐，如世界基督教联合会推动的“普世教会运动”、伊斯兰教世界联盟的成立，世界犹太人大会的构建，以及世界佛教徒的联谊合作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宗教“普世”联合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相关民族或国度的政治联合及国际合作相结合，形成了宗教与民族问题的复杂交织。当代宗教在其“普世”合作的努力中，通常是回避教义、礼仪之“异”，而更多地在其社会实践的相关决策及行动上力求一致和协调，这无疑会增强相关宗教的内部团结和凝聚力。但这种“普世性”若与“排他性”相结合，则会形成一种危险倾向，有着引发群体或集团冲突的隐患，如“泛伊斯兰主义”在全球带来的动荡，以及基督宗教中因过分强调其“普世性”而对各国教会独立办教、社会适应形成的抵触和对抗等。 （三） 世界宗教中的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价值干涉和反主流文化等动向 与世界宗教发展的大趋势相悖，在从多样性中求统一的全球化进程中，亦出现了宗教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价值干涉和反主流文化等动向。这些思潮乃从强调其信仰的个殊性、独特性和优先性而走向极端，表现出惟我独尊、排外排他之态，从而导致各种“宗教不容忍”、“宗教霸权”甚至“宗教迫害”的后果，对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宗教极端主义一反宗教发展中的现代化、世俗化和社会适应，突出其回归传统、封闭保守、抵制社会开放和发展的主旨。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一些宗教极端派别反对任何在教义、教规及社会行为上的妥协、让步，对外没有宽容、没有和解，对内则要求其信徒严格按照其传统教义、信条来规范、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在教义、信条上，宗教极端主义通常会与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相关联。其特点是与宗教中的“现代派”、“自由派”相抗衡，主张信仰回归“本初”、“原始”之状，持守其“基本要道”和信仰“正统”，而坚决反对宗教向现实社会发展靠拢，不愿主动适应历史的变革与进步。这种保守主义的回潮或原教旨主义的意向在世界许多宗教中都已先后亮相，它们号召其信徒返回其原初的“纯真”信仰，要求人们具有宗教“虔诚”和“虔敬”，以便能恢复其宗教活力和社会影响。但其过激主张往往容易煽起宗教狂热，导致信仰上的痴迷和反常之状。 宗教极端主义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则有可能会与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发生关联。这种关联和结合已形成世界许多地区的内乱与冲突、暴力与恐怖、战争与屠杀。一些人利用宗教“虔信”，鼓吹宗教“圣战”，使民族矛盾、流血冲突、自杀性恐怖事件成为“全球”现象。为了避免民族分裂或扩张势力对宗教的利用，防止恐怖主义分子打着宗教旗号来把水搅浑、激化矛盾和仇恨，国际社会正呼吁人们不要把局部地区的冲突问题和具体恐怖事件与某一民族或宗教相等同，并坚决反对利用宗教信条和象征来为民族扩张、民族分裂和极端民族主义服务，指出以宗教信仰为借口或作支撑来搞民族分裂及恐怖活动乃是对宗教信仰的神圣性和普遍性的背叛，是对宗教基本价值及道德观念的破坏和损害。因此，“全球化”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即警惕并防止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相结合。宗教极端主义一旦用于政治目的，就会导致社会冲突和地区战争，使世界难以安宁和稳定。 “全球化”进程中全球主义理念的深层次表现，即强调人性、人之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以“全球伦理”、“全球价值”为口号的道义约束亦开始涌现。从积极意义来看，这种全球伦理、普世价值之诉求表达了人类维系社会共存、阻止道德堕落、谋求世界公平和谐的底线要求和美好希望。但从消极意义来看，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占有上风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亦会以此来推行其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将其精神价值作为全球伦理、价值之圭臬，从而构成一种前所未有的道德霸权和价值干涉。而宗教则成为这种价值干涉、道德训诫的重要工具。实际上，自“冷战”结束后，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利用“宗教自由”、“宗教人权”、“宗教宽容”等口号来干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危害其主权，甚至颠覆其政府。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宗教殖民主义”、“宗教霸权主义”相比较，这种利用宗教问题以主持“公道”、维护“人权”为名进行的宗教价值干涉、道义谴责，对于社会舆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蛊惑性，而对相关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则更为复杂、更加危险。 在由全球化所引起的多元浪潮中，世界宗教中也出现了反主流文化的发展动向。其重要标志是新兴宗教及相关思潮的大量涌现和迅速发展，它们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逐渐达到高潮。新兴宗教是与传统主流宗教不同的新宗教团体或运动，其主要特点是扬弃或反对传统信仰，抵制或脱离主流文化，挑战或怀疑社会权威，强调个人体验并回归神秘主义。新兴宗教通常会改造或抛弃传统宗教教义而自定一套教义体系，会摆脱现有社会建构和宗教组织而自建其宗教机构、自立其崇拜修行方法，会以一种隐蔽或神秘的方式结社、传教，也会以一个自称具有超凡脱俗能力的人作为教主或创始人。这些新兴宗教在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上已出现了两极分化，一种在反主流传统的同时仍主张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投入和参与现实人生；另一种则强调过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宗教生活，实行乌托邦公社制和以教主为核心的独立社会生存。在后一种发展中，也有一些教派或极端团体因非人道、反社会之举而沦为“邪教”，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害。与正常宗教生活相比，反主流文化的新兴信仰和膜拜团体表现出这样一些特色：其一，不同于主流宗教对超然神明的崇拜和对其已逝先知的敬仰，它们以某个仍然活着的人或其创教者作为教主；这种教主崇拜实际也反映出其对人的自我能力、自我意识的神化或圣化。其二，不同于主流宗教在人类社会中央的作用，它们疏离、疏远主流社会，作出脱离社会中心的选择，对社会持封闭、躲避或对抗之态；这种逆社会或反社会心态表达了一种对其成员社会边缘化生活的一种补偿。其三，不同于主流宗教对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即对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的异化，它们将其注意力从客体转向主体，其修行或膜拜旨在自我出现奇迹，指望达到自我拯救；这种心态实乃对人之现实生活中生理及心理健康、需要与渴求的异化，其结果往往是为恢复健康而失去健康，为保存生命却摧残生命。其四，不同于主流宗教对人之有限性的体认和对科技发展的保留态度，它们持一种随意、轻率的人之科技万能观，形成对人类智力、潜能、意念无限制发展的幻想，这种对科学规律的无视、对科技发展的无知，以及对人之体能、智能随心所欲的夸大导致其种种伪科学、反科学的行为。这些信仰动机和膜拜行为虽然具有“世俗性”特征，但与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中宗教“祛除巫魅”的努力截然不同，它们更多体现为一种重返神秘的“复魅”，构成现代生活中痴迷与巫术泛起的反常现象和畸形发展。 概言之，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宗教已形成极为复杂的局面。在科技发展、信息革命推动下人类社会全方位进入向全球化的氛围中，宗教并没有消沉、退隐，而是更加活跃、突出。各宗教之间及其内部正呈现出保守与革新共在、衰落与复兴相继、冲突与和解并存、竞争与合作同行的多元景观。此外，各种新兴宗教以及被称为“伪宗教”、“准宗教”或“邪教”的膜拜团体也已悄然而至，且来势迅猛，与传统主流宗教的现代发展形成鲜明对照。 三、全球化进程与我国宗教未来的走向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宗教发展会面临新的挑战，出现新的情况。随着全球化大变革可能造成的各民族国家“国界”的“淡化”和“主权”的“弱化”，全球性传教活动将会更加容易、更为深入。因此，我国宗教不可能生存在“真空”之中，与外界更广泛深入的接触和交流已不可避免。我们应该以一种国际性、前瞻性的眼光来观察我国宗教现状、预测其未来发展走向。 （一） 我国宗教的“全球意识”将会增强 在我国现存五大宗教中，有四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属于世界宗教的范畴。而在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当代世界也已获得全球性意义。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和我国加入WTO的最新发展，会使我国多层次、全方位地卷入全球化进程、融入国际市场。以科技发展和信息革命为支撑的经济全球化，已让许多国家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地“开放边界”、“打开国门”。而“国际即国内、国内即国际”的经济市场“无疆界”之状，也势必会影响到其他领域，导致一定程度的连锁反应。在这种国际氛围中的我国宗教，已不可能将其视域仅限于国内；而在其“全球意识”逐渐增强的同时，同一宗教之间“一种跨地区意义上的个人和社会认同”②则正在形成，由此很有可能在未来发展出其跨越国度、广泛联络的“信仰联盟”。可以预见，我国宗教与世界宗教中同宗同派之间的国际交往会更加频繁，而其在宗教、经济、社会等层面的联谊与合作也会更加深入、更为广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