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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中国的家庭教会，家庭教会作为一个组织，权力斗争与谋取私利不是其主要问题。这主要是由权力来源决定的。家庭教会的特点是其创立、发展均与政府无关，教会负责人不是政府任命的，其权力来源与经济支持完全来自信徒，如果信教民众不满意，家庭教会领导人就会立刻失去支持，教会立刻不复存在。因此，家庭教会负责人的着眼点不在如何取悦上级，而是如何满足信徒的要求。在家庭教会本身尚未取得合法身份的大背景下，如何生存是第一位的问题。如果有人在家庭教会内部争夺权力与谋取私利，必然影响教会的生存，最终只能被民众抛弃。在财务管理上，过去在政府高压下某些地区、某些教会为了安全而采取的家长式独裁式的个人管理方式，已经不可能为今天的教徒所接受。家庭教会内部普遍实行的是由教徒代表参与教会管理的透明度较高的内部治理模式，一个以欺骗民众谋取私利为目的的家庭教会是难以维持的。 比较了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宗教组织之后，可以看出，国家只有改变对宗教的管理体制，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开放宗教市场与建设法治、维护法治上来，严格实行政教分离、完善宗教立法，才能有效地解决宗教方面的问题。一旦国家停止对所有宗教组织、所有教派的政治、经济支持，宗教组织为了生存，必然会进行严格的内部治理，如此才能吸引信徒，提高宗教组织的竞争力，才能保证其在宗教市场上的存在。不管是“三自”的还是家庭的，还是什么其他派别的教会，生存和发展的前景，只能取决于讲道的质量如何、内部治理是否廉洁、严格、符合教义、能否得到信教民众的拥护、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要求。如果上述所言做得好，教会就能得到健康的发展，教会内部就不会乱象丛生，权力斗争、营私舞弊的腐败现象就难以滋生。 换句话说，我们要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让宗教回归宗教，卸下教会身上过多的政治承载，让宗教在宗教市场上接受宗教信仰者的检验，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接受国家法律的规范，这也是广大信教民众的共同愿望。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经验表明，中国宗教领域里面的问题，包括宗教管理体制问题，三自教会的问题，家庭教会的问题，都必须用改革的思路，通过改革开放，完善法治来解决。任何拒绝改革、因循守旧、维护旧体制的做法，无论有多少理由，下多大工夫，都不可能解决中国宗教领域中的问题。对教会而言，三自教会也好，家庭教会也好，只是现阶段社会的产物，未来谁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必须经过宗教市场的考验，必须符合社会与时代发展的需要，否则只能被淘汰。 四、宗教的国际交流当今世界处于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我国宗教与世界各国宗教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扩大，但宗教交流属于民间交流，不是政府交流。这是宗教国际交流的发展趋势。实际上，世界上信仰各种宗教的人一直在交流，各种宗教都想扩大影响，都希望在宗教市场上有更大的份额。“9·11”之后，宗教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与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现在也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孔子学院，扩大中国软实力的影响，中国向别人宣传，别人也没有停止过对中国的宣传。从古到今，宗教的国际交流从来不考虑国界，从来没有停止过，没有必要阻拦，也无法阻拦。 就某些具有国际背景的宗教而言，国际间的宗教交流也是信徒表达其宗教信仰的方式之一，政府无需反应过度，过于敏感。以基督教为例，全世界的基督教团体相互间都存在着某种联系，但这种联系并非从属性的或组织上的关系。中国的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与国外的基督教组织都有各自的往来关系。但无论三自教会也好，家庭教会也好，他们与海外的联系主要是宗教上、精神上的。掌控包括家庭教会在内的中国基督教事务，决定中国教会发展方向的，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更不是外国政府，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三自教会、家庭教会的经济实力都在迅速增长，他们并不需要来自国外财政上的支持。中国教会与教徒同其他国家基督教团体、基督教信徒的联系，没有也不会改变他们作为中国良好公民的身份。但如果他们不能正常履行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境遇将会受到国际上其他基督教徒的高度关注。 关于基督教的国际交流，还有一个被常常高度政治化了的关于西方“宗教渗透”的问题。有人说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家庭教会就是西方宗教渗透的结果，是境外反华势力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的结果。这个结论有无科学依据，我们可以用家庭教会的有关数据加以说明。关于中国家庭教会的人数，有二千万一说，有五千万一说，还有八千万甚至一个亿一说。不管有多少，即使只有一千万（恐怕很少有人相信这个数字），我们要问几个问题：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财政力量能创立一个一千万人的组织并维持其常年存在？把一千万不信基督教的人发展为基督徒，需要多少传教士花多少钱，工作多少年？从1860年到1949年，各国基督教派遣大批差会和传教士在华传教，只发展了76万基督徒，在改革开放允许外国人来华后短短的30年中，美国有能力发展一个拥有一千万人的“非法宗教组织”家庭教会吗？况且，家庭教会的人数不可能只有一千万，如果它是二千万、三千万、五千万呢？哪个国家的政府或者宗教团体有能力维持这个庞大的存在？ 显然，这是一个常识就可以回答的问题。中国社会如果没有基督教家庭教会发展的内因，没有家庭教会传道人自己的努力，家庭教会今天的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把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发展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西方宗教渗透的结果，归结为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决定事物矛盾变化的主要力量是内因而不是外因”的基本原理，它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抹杀和掩盖了国内宗教管理体制的弊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激化与人们对精神信仰需求的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是阶级斗争时期大家耳熟能详的八股文翻版，除了吓人吓己之外，对解决现实问题并无意义。因此，在宗教领域应该如同其他领域一样，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相信民众，相信包括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绝大多数，发扬民主，依靠法治，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解决宗教方面的问题，应该从我们的体制与管理上寻找原因，以积极的态度回应社会与时代发展的需要。 五、中国宗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时机改革开放使中国的民主与法治有了极大的提高，也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全世界面前提高了中国的威望。但宗教领域的改革与法制建设，却相对比较滞后，基本上延续了过去的管理模式。但晚改革也有后发优势，现在如果在宗教领域展开改革，可以说比过去面临更有利的条件：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基础还是政治基础都比过去明显成熟；绝大多数中国人赞成改革开放，民主与法制的理念深入人心。如果说改革开放意味着用市场经济和法治取代计划经济与人治的话，那么现在宗教领域也应该进行改革开放、实现法治。 解决宗教方面的诸多问题，再也不能依赖从苏联搬来的旧的宗教行政管理体制，不能依赖计划经济时期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也不能依赖出台更多更细的行政管理条例，而应彻底转换思路。宗教方面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一部《宗教法》，无法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法治国家，宗教不能例外，我们必须在宗教领域实行法治，宗教管理体制改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从操作层面上说，进行改革最好是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开始。目前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甚至原来我们认为世界上最发达最强大的美国，因为种种现实的原因，也很愿意保持和中国的良好合作关系。虽然许多国家包括美国与我国在多个领域存在摩擦，但这些矛盾是国与国交往中的正常状况，可以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中国现在并不处在明显的外敌压迫与威胁之下，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中国要走向世界，要担负起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要维护世界的发展与稳定，就必须向一个开放的世界展示中国的自信心。改革旧的宗教管理体制，是向国内外显示执政者自信心的极好方式，是中国政治稳定的表现，会赢得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拥护和国际社会的肯定。如果此时不在宗教领域实行改革，不用法治的方法解决宗教领域内的问题，反而一味坚持用行政手段控制、管理宗教的旧思路、旧模式，宗教方面的问题不仅不能得到妥善处理，反而可能会与其他矛盾、其他问题搅在一起，变得更复杂、更激化，解决起来难度更大、代价更大。 六、未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基督教在中国发展到今天，并不是因为基督教有超强的“欺骗”能力、依靠某些“伶牙俐齿”“巧言令色”的骗子欺骗民众的结果。基督教也不是洪水猛兽。基督教很早就传入了中国，但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反倒是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才在中国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 很多人看到了基督教的发展，大声疾呼基督教的发展会冲击、取代中国传统文化。有人因此提出了“宗教生态平衡论”，主张大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发扬扶持中国宗教及民间信仰，以便抗衡来自基督教的文化冲击与宗教威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