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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先生有所误会，即他认为开元十七年，“吴兢已解史职，仅在史馆私撰国史，尚未上奏”。吴兢被“贬为荆州司马”的原因只能是其进呈了《政要》和上了表文[72]。为了不曲解谢先生的意思，我们把他的原话引在下面：对于吴兢其人，留在京城，实在嫌其不识时务，先前他不是请求为外任吗，干脆“出为荆州司马，制以史稿自随”，让他到下面继续改修他的国史吧！《旧唐书·吴兢传》中这样明确地写着，其时为“十七年”，只不过是没说在几月罢了。《新唐书·吴兢传》虽然未记时间，却加了一句，“坐书事不当，贬为荆州司马”（按《传》文无“为”字）。“书事不当”指什么？此时吴兢已解史职，仅在史馆私撰国史，尚未上奏。而且，被贬之后，是许其“以史草自随”的，显然不会是其所修国史“书事不当”。这时吴兢职为太子左庶子，上疏直谏是其份内的事，即便有所顶撞，也不应加罪。那么，所“书”不当者还有什么？唯有《上<贞观政要>表》不是直接进谏[73]，却又要“耻”正当盛世的大唐皇帝，加以“书事不当”的罪名，实在不过分。[74] 我说谢先生有误会，就因为实际上吴兢并未完全解史职，或者说其时之吴兢虽无“兼修国史”之名，但有“兼修国史”之实。《旧唐书·吴兢传》说兢居史职“殆三十年”，此“三十年”的下限就是开元十七年。之所以要如此记载，乃是因为吴兢虽然在父丧后以任太子左庶子而未有“兼修国史”之职，但他有因“诏”而“赴（史）馆撰录”之事[75]，实际还是被认为“居史职”了。不然“殆三十年”的记载就无从理解。我们认为《旧唐书·吴兢传》如此记载，是完全可以的，故说开元十七年的吴兢“并未完全解史职”，是“虽无‘兼修国史’之名，但有‘兼修国史’之实”谢先生只考虑了吴兢任太子左庶子而未有“兼修国史”之职一端，而对《吴兢传》言其“居（史）职殆三十年”之记载的含义有所忽略，故有所误会。 我说谢先生有误会，还因为根据《新唐书·吴兢传》的记载，吴兢“赴（史）馆撰录”，等于是在公开场合修史，因而以前的“私撰”实际变成“公修”了。既是“公修”，其撰述的内容很容易为人所知，是必然的。由于吴兢所撰者乃“断自隋大业十三年，迄于开元十四年春三月”的当代历史，是所谓李唐“皇家一代之典”，乃“所书至重”的“帝载王言”，“记人君善恶，国政损益，一字褒贬，千载称之”，而吴兢又是本着“善恶必书”的原则从事著述[76]，极易涉及种种忌讳，因而有被视为“书事不当”的内容，是难免的，以此遭贬，合于事理。所以，谢先生“……那么，所‘书’不当者还有什么？唯有《上<贞观政要>表》不是直接进谏，却又要‘耻’正当盛世的大唐皇帝，加以‘书事不当’的罪名，实在不过分”的说法，在理由上是难于成立的。“书事不当”只有理解为是吴兢所修的国史《唐书》《唐春秋》“书事不当”才合情理。 这样就得说说谢先生的另一误会了。他说“此时（按为开元十七年）吴兢已解史职，仅在史馆私撰国史，尚未上奏”。按：《新唐书·吴兢传》载：“始，兢在长安、景龙间任史事[77]，时武三思、张易之等监领，阿贵朋佞，酿泽浮辞，事多不实。兢不得志，私撰《唐书》、《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笔札，冀得成书，诏兢就集贤院论次。时张说罢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国史不容在外，诏兢等赴馆撰录……久之，坐书事不当，贬荆州司马，以史草自随。萧嵩领国史，奏遣使者就兢取书，得六十五篇。”《唐会要》卷63《在外修史》《册府元龟》卷556《国史部·采撰二》载有吴兢“丐官笔札，冀得成书”的奏文及其始末之事，其奏文部分即《全唐文》卷298以《请总成国史奏》为题之文；据《唐会要》、《册府元龟》此奏文所上的时间在开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新唐书·吴兢传》《册府元龟》所载者皆当来于《唐会要》，而《册府元龟》所载者又详于《新唐书·吴兢传》所载者。故欲知其全，当就《唐会要》、《册府元龟》之全文考之。《唐会要》全文曰： （开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太子左庶子吴兢上奏曰：“臣往者长安、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时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纪处讷、宗楚客、韦温等相次监领其职。三思等立性邪佞，不循宪章，茍饰虚词，殊非直笔。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遂潜心积思，别撰《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于私室。虽绵历二十余年，尚刋削未就。但微臣私门凶衅，顷岁以丁忧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窃惟帝载王言，所书至重，倘有废绝，实深忧惧。于是弥纶旧纪，重加删缉。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断自隋大业十三年，迄于开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既将撰成此书于私家，不敢不奏。又卷轴稍广，缮写甚难，特望给臣楷书手三数人，并纸墨等。至绝笔之日，当送上史馆。”于是敕兢就集贤院修成其书。俄又令就史馆。及兢迁荆州司马，其书未能就。兢所修草本，兢亦自将。上令中使往荆州取得五十余卷，其纪事疎略[78]，不堪行用。 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诏左丞相张说在家修史。中书侍郎李元纮奏曰：“国史者，记人君善恶，国政损益，一字褒贬，千载称之。今张说在家修史，吴兢又在集贤院撰录，令国之大典，散在数所。且太宗别置史馆在于禁中[79]，所以重其职而秘其事。望勒说等就史馆参详撰录，则典册旧章不坠矣。”从之。[80] 《册府元龟》全文曰： 吴兢为太子左庶子，开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兢上奏曰：“臣往者长安、景龙之岁，以左拾遗起居郎兼修国史。时有武三思、张易之、（张）昌宗、纪处纳（讷）、宗楚客、韦温等相次监领其职。三思等立性邪佞，不修宪章，茍饰虚词，殊非直笔。臣愚以为，国史之作，在乎善恶必书，遂濳心积思，别撰《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藏于私室。虽绵历二十余年，尚刋削未就。但微臣私门凶衅，顷岁以丁忧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窃惟帝载王言，所书至重，傥有废绝，实深忧惧。于是弥纶旧纪，重加删辑。虽文则不工，而事皆从实。断自隋大业十三年，迄乎开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尽在于斯矣。既撰将（将撰）成此书于私家[81]，不敢不奏。又卷轴稍广，缮写甚难，特望给臣楷书手三数人，并纸墨等。至绝笔之日，当送上史馆。”于是敕就集贤院修成其书。俄又令就史馆[82]。及兢迁荆州司马，其书竟未能就。所修草本兢亦自将，帝令中使往荆州取得五十余卷。其记事疎略，不堪行用。[83] 吴兢奏文说到他私撰国史即《唐书》《唐春秋》事[84]。无论兢到“集贤院论次”，还是“赴（史）馆撰录”，如上文所说，都不能再说是“私撰”，而应说是“公修”了[85]。谢先生言兢“在史馆私撰国史”，只是特就其所撰之书非公家安排一点而言，方有意义。而非言其未在公开场合修史。 谢先生的“国史”“尚未上奏”之说主要就是依据《旧唐书·吴兢传》“出为荆州司马，制许以史草自随”、《新唐书·吴兢传》“贬荆州司马，以史草自随”和《唐会要》《册府元龟》“其书未能就”“其书竟未能就”而言的。可是要注意，所谓“国史”如上文所说是指《唐书》98卷、《唐春秋》30卷，《唐会要》《册府元龟》所说的“其书未能就”“其书竟未能就”是指全部未“就”呢？还是有部分已“就”呢？我觉得，所谓“未能就”当是两个意思都有，即二书中有一书“未能就”就可以以“未能就”目之，此乃从总体而言；但从总体而言的“未能就”未必不包括其“部分已就”。所以，我怀疑，很有可能是30卷的《唐春秋》在开元十七年吴兢被贬以前已经完成上奏，因为此书篇幅小于《唐书》，而且为编年体，只列举史事之大纲，只是稍详于《唐书》98卷的本纪部分，将起居注、实录等资料中的大事列于其中即可，故当易于完成。尤其可注意者，此《唐春秋》的编撰也是“绵历二十余年”者，吴兢所参预“公修”的国史即《唐书》既在开元初就完成了，则吴兢此《唐春秋》中开元前的部分参照此已成之《唐书》本纪部分而加详，是不困难的。而此《唐春秋》的开元部分当只有三数卷的篇幅，故在开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吴兢上奏文时，当已接近完成。故到开元十七年即吴兢贬荆州司马前完成上奏，是完全可能的。不然其奏文中何以要说“将撰成此书于私家”？“此书”是指《唐书》《唐春秋》二书；既说二书“将撰成”，至少当是其中的一书已近完成，故要请求给予楷书手及纸墨等。从开元十四年七月到开元十七年七月有三年时间，在此三年中，《唐书》《唐春秋》二书中完全可能有一书已完成。兢贬后萧嵩等从荆州取回的65卷（或50余卷）的书稿完全有可能只是原定98卷的《唐书》之稿。此书之所以不能完成者，盖主要在列传部分难于取舍，且事迹分散，不易定稿。因此，《唐会要》《册府元龟》虽说“其书未能就”“其书竟未能就”，但并不意味30卷的《唐春秋》也一定“未就”[86]。 《新唐书》卷58《艺文志二》乙部史录正史类有“《唐书》一百卷”，春秋类有“吴兢《唐春秋》三十卷”；前者从上下文看，显是属之于吴兢的，而非吴兢与他人同作之书，因为吴兢与他人同作之书该《艺文志》另有明确记载，此即与韦述等同列作者名之书。此100卷之《唐书》可能与98卷的《唐书》有关。其所以作一百卷而与吴兢自言之九十八卷有别者，或因目录有二卷的缘故。值得注意者，《旧唐书·吴兢传》言兢有“八十余卷”的《唐史》，而《新唐书·艺文志》不载有此“八十余卷”之书。考吴兢之所以为此书，盖以原定98卷的《唐书》未成而书稿被人取走，心有不甘，乃在旧稿的基础上完成之；但由于开元十七年后兢久处外地，资料条件不好，对著书有大影响，晚年虽居京城，但已是风烛残年，难以为功，故最终只成80余卷之书。后来，吴兢后人乃补足而成100卷之书。《旧唐书·吴兢传》虽载有80余卷之书而《新唐书·艺文志》不载，其原因当在于此。也就是说，《新唐书·艺文志》乃是有确切的依据者[87]。 这样，读者可能有疑问：就算吴兢后人有补作之事，终成100卷之书，由于80余卷之《唐史》本是进奏于朝廷的，则此80余卷之书当未被毁，故与100卷之书有别。以此而言，《新唐书·艺文志》当既载100卷之书，又当载80余卷之书。今既只载100卷之书，似当理解为《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的依据并非很确切。我认为，这样的考虑有可嘉者。但以吴兢80余卷之书未毁，缺乏史料依据，从而相关的考虑也就缺乏可靠的立足点了。《旧唐书》卷46《经籍志上》云“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新唐书》卷57《艺文志一》云“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如此看来，吴兢后人进奏朝廷的《唐史》大抵已毁于乱事之中[88]。吴兢后人补作，殆据进本的底本而为者。其所以要补作，盖欲成兢之志，且有底本，不补作成可称之书，亦有可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