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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名的使用，江绍原是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1926年他在《语丝》发表了一些讨论人名使用的小品，如《呼名落马》、《呼名姓而魂飞越》等，后收入江绍原著，陈泳超编：《民俗与迷信》，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柳士镇：《〈世说新语〉人物言谈中称名与称字的考察》，《中华文史论丛》第50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7-262页，探讨了汉末以来士人群体中称名问题的新变化；王诗伦：《唐代告身中的官人自称形式》（台）《大陆杂志》87卷第2期，1993年8月，第32-48页，在尾形勇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了唐代三类告身中官员署名的规则及其含义，涉及了官文书中如何使用“姓名”问题；虞万里：《先秦动态称谓发覆》，原刊《中国文字研究》第一辑，后收入所著《榆枋斋学术论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63-292页，归纳了先秦人名使用的规则；钱杭：《中国历史上的排行制与实名敬避问题》分析了实名敬避与唐代以后排行流行的关系，初步涉及了“名”的使用问题，《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90-98页。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实名敬避俗研究》也涉及了这一问题，东京：刀江书房，1925年。 [9]纳日碧力戈：《姓名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人名使用问题是文化人类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课题。自摩尔根以来的许多关心亲属制度的人类学家都注意到在美洲、大洋洲等地的许多部落社会中存在“人名避讳（name avoidance or name taboo）”现象，据他们分析，这种现象目的主要是为了表示尊敬。具体可见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76-77页；Raymond Firth, We, the Tikopia. 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pp.88, 169, 187-190. Clyde Kluckhohn and Dorothea Leighton, The Navaho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14-115. [10]如Nathan Miller, “Some Aspects of the Name in Culture-Hist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2.4. （Jan. 1927）， pp.585-587. [11]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3年，第470、507页。不过作者认为“名”指两类事物，一是指事物之名称；二是指名誉（第507页），没有特别注意到人名问题，令人遗憾。 [12]至于秦汉以来官文书中的情况，与日常交往中有所不同，其基本原则是“对至尊，无大小皆相名”，前引王诗伦文以唐代为例讨论了这一问题，可参看。 [13]沈文倬指出《仪礼》成书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到四世纪中期之间，《大戴礼记》与《礼记》成书在《仪礼》之后，见所著《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原刊《文史》第15、16辑，后收入《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4页。 [14]参盛冬铃：《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文史》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31页。 [15]见盛冬铃：《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有时省去‘父’字”下举的四例，第31页。 [16]杜勇：《西周谥法的特点》，收入杜勇、沈长云：《金文断代方法探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24页。 [17]陈梦家：《王若曰考》，《尚书通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7页。较早的例子如《大盂鼎》“隹九月，王在宗周，令盂。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今余隹命汝盂……”，据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六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极个别的金文出现受命者的称呼不止一种，如《令彝》中的“令”与“夨”。有的亦非私名，《鲁侯尊铭》中有“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鲁侯有猷工”，前“令”下称尊号，后自称爵号。《鲁侯尊铭》的情况或与周公及鲁国的地位有关，《令彝》则待考。 [18]金文中有几种不同的文例，详见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305-306页。具体例子见该书后所附表，第341-362页。 [19]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第33-35页。 [20]具体情况见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第123-128页。这方面现存最早的事例是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可以肯定，周天子祭祀天地也是如此。《礼记·曲礼下》云“踐祚，临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影印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60页），某即王名，可证。 [21]以上可参虞万里：《先秦动态称谓发覆》。作者据典籍、金文与甲骨对称谓使用作了归纳，角度、范围与资料与本文不同，但结论基本一致。 [22]《礼记·曲礼下》，第1256页。 [23]见《白虎通·王者不臣》“五不名”（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25-327页）。实际先秦就已存在这类“不名”的情况，如《尚书·洛诰》中成王与周公的对话中，王均称周公为“公”，而不称其名。周公亦不是总自称“旦”，而是多自称“予”。这当是因周公为成王叔父且处在辅政地位，成王尊重周公的缘故，后代亦常有这种情况。如后代皇帝当面称某大臣“官爵”、“字”或“行第”而非“私名”，或朝廷仪式上不称名，以示恩宠。例子如《汉书》卷54《苏武传》，宣帝于麒麟阁图功臣像，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第2468页；《后汉书》卷42《东平宪王苍传》，章帝建初六年诏云：“其沛、济南、东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以示尊宠，第1439页，《魏书》卷16《元飞龙传》“高祖（元宏）特垂钦重，……诏曰：‘自今奏事，诸臣相称可云姓名，惟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第400页，不名而称封号体现了皇帝对南平王元飞龙的尊重；唐德宗对陆贽“常以辈行呼而不名”，见《新唐书》卷157《陆贽传》，第4931页。 [24]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第170页。 [25]《日知录》卷24“对人称臣”，第865页。 [26]《汉书》卷1《高帝纪》注引张晏语，第5页。 [27]《孝经》“不敢失于臣妾”注，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三引，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39页。 [28]《礼记·曲礼下》及孙希旦集解，《礼记集解》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46页。 [29]《礼记·曲礼》，第1232、1260、1266页。虞万里：《先秦动态称谓发覆》，第265-266、268-269、271-273页。 [30]杨宽：《“贽见礼”新探》，《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90-814页。 [31]杨宽：《西周史》，第814-815页；《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5-217页。此说并不全面，“策名”依然有确立君臣关系的作用，详下。 [32]《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3、137页；蔡万进：《尹湾汉墓简牍论考》，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第145-168页。 [33]陈梦家指出汉代自中央丞相史、御史以下，曹吏、府吏，候长及令史、尉史等俱得以卿为其尊称。说见《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9页。 [34]具体材料可参蔡万进：《尹湾名谒木牍研究》。 [35]汉末魏晋时期士人群体中因反礼教风气盛行，举止“不拘礼法”，亲密取代了礼法的地位，人际往来时在称呼上亦不循礼制，常有以字自称，或以字称呼后辈或位卑者、称呼同辈名、尊长或同辈小字的情况，突破了旧有的名字使用上的尊卑秩序，详见柳士镇：《〈世说新语〉人物言谈中称名与称字的考察》，第251-256页。这种风气流行于士人中，对后代不能说全无影响，但影响主要在于以“字”自称的流行，而“名”的使用上后代仍然遵循先秦以来的礼制。 [36]《太平御览》卷362引《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670页。 [37]颜师古：《匡谬正俗》卷6“名字”，刘晓东平议本，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1页。 [38]詹·弗雷泽著，刘魁立编：《金枝精要》，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5页。关于这一问题，可参张亿平：《魏晋南北朝民间信仰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年，第186-187页）的讨论。 [39]具体分析参杨宽：《秦〈诅楚文〉所表演的“诅”巫术》，收入《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0-3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