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在前引《实名敬避俗研究》中根据当时所掌握的人类学资料，收集到各大洲存在这一习俗的民族120多个，并绘制了分布图，可参看，见该书卷首及第201-213页的表。 [41]具体分析见Eleanor Dickey, “Me autem nomine appellabat: Avoidance of Cicero‘s name in His Dialogues.” Classical Quarterly n.s. vol. 47.2.（1997）， pp. 584-588. [42] Clyde Kluckhohn and Dorothea Leighton, The Navaho. p. 115. [43] Alice C.Fletcher, “A Pawnee Ritual Used When Changing a Man’s Nam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s. vol. 1（Jan., 1899）， p. 97. [44] Raymound Firth, We, the Tikopia. pp. 169,170. [45] Nathan Miller, “Some Aspects of the Name in Culture-History.”pp. 599-600. [46] Lucile Hoerr Charles, “Drama in First-Naming Ceremonies.”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64, No. 251 （Jan-Mar., 1951）， pp.19-20. 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2-442页。 [47]杨宽：《西周史》，第813页。 [48]参王玉哲：《晋文公重耳考》，原刊北京大学史学会《治史杂志》第2期，后收入所著《古史集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59-479页。 [49]参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94-595页。 [50]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第595页。 [51]具体时间据冯时最新的研究定在晋哀懿公十二年（公元前434年），盟主是赵桓子嘉，见所著《侯马、温县盟书年代考》，《考古》2002年第8期，第69-73页。 [52]关于该句中的“质”字，唐兰与高明释为“誓”，见唐兰：《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文物》1972年第8期，第35页；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29页。不从，仍依旧说。 [53]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第27-28页。 [54]《左传》“隐公四年”孔颖达正义引、又见“庄公九年”正义引等，影印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1725、1766页。 [55]《墨子》卷8“明鬼”，卷12“贵义”，孙诒让：《墨子閒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37-238、444页。 [56]《说文解字·叙》及段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54页。 [57]参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第29-30页；杨宽：《西周史》，第364-372页。 [58]甘怀真专门讨论了汉代以后君臣关系确立上“策名委质”的作用，可参看，见《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227-235页。不过他的分析重在揭示策名仪式的意义，对于作为“策名”载体的名籍涉及不多，这里有必要做些补充。 [59]《隋书》卷33《经籍志二》，第969页。 [60]见谢桂华等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129·22、190·30。当时另有“吏员簿”，见悬泉汉简II0215③：29，收入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页。“吏员簿”是记录具体官府所辖官吏员额的簿录，不是官员名录。 [61]《隋书》卷33《经籍志二》，第968页。 [62]沈家本：《三国志注引书目》卷2，《二十五史三编》第4册，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1011页。 [63]见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5012页。姚振宗认为这类书“大抵皆叙爵里人品，或取时君举主褒美之词，或录舆论乡评中正之说，其体略如山公启事，为当时中正选曹之簿籍，好事者裒录成编”，此说不确，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第5317页。 [64]有关规定见《汉书》卷9《元帝纪》“初元四年”注引应劭曰“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县（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第286页。同书卷52《窦婴传》也有“太后除婴门籍，不得朝请”之说，第2375页。 [65]如《唐律疏议》卷7“卫禁”有“诸阑入宫门，徒二年”的规定，疏议云“宫门皆有籍禁，不应入而入者，得徒二年”。“诸于宫殿门无籍及冒承人名而入者，以阑入论”条，疏议云“应入宫殿，在京诸司皆有籍。其无籍应入者，皆引入。”刘俊文笺解本，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44-545、559-560页。 [66]《周书》卷12《宇文宪传》，第190页。 [67]参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232-235页。 [68]具体情况由西汉末年的尹湾汉简中的“集簿”可知。郡每年向朝廷上计提供的只是郡县官吏的员额，并无官员名录。 [69]说见应劭《风俗通义·愆礼》，及《太平御览》卷547“礼仪·丧服”习凿齿《汉晋春秋》引挚虞《决疑要注》，第2476页。 [70]参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4-175页。 [71]《通典》卷88《凶礼十·斩缞三年》，王文锦等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418-2419页。 [72]《通典》卷101《凶礼二十三·周丧察举议》，第2674页。 [73]关于“除名”，可参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卷17，《沈寄簃先生遗书》上册，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216-217页；程树德：《九朝律考》卷1“除名”，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7-48页；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2，第207-210页；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236-240页。 [74]《唐律疏议》卷2《名例·除名》，第194-197页。 [75]具体可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的“晋律考”、“梁律考”、“后魏律考”与“后周律考”的“除名”条。 [76]甘怀真认为国家是由君臣关系组成，在研究中基本忽视了“民”，见《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陆《中国中古时期的“国家”形态》、柒《中国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第199-298页。 [77]《礼记·内则》，第1470页。 [78]说见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概述》，收入《瓦缶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5页。《左传》哀公七年（前499年）记载曹国人梦众君子谋亡曹，“曹叔振铎请待公孙彊，许之”，此人醒来“求之曹，无之，”便告诫其子，他死后，听说公孙彊为政，一定要离开曹国。后有“曹鄙人（《史记·管蔡世家》作”野人“）公孙彊”因好弋有宠为政。由此事看，至春秋末年，野人之名尚不见于国，故“求之曹，无之”（第2163页）。 [79]赵世超亦持此说，见《周代国野制度概述》，第226页。《大戴礼记·千乘》（王聘珍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1-162页）云“古者殷书为成男成女名属，升于公门，……在今之世，男女属散，名不升于公门”，亦大致反映了春秋时的情况。 [80]据《商君书·赏刑》（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8页）与《吕氏春秋·慎大览》（诸子百家丛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6页），则西周立国之初就有“书社”，这毕竟是六七百年后的追述，是否可靠，尚待考证。 [81]不少先秦文献有记载，详参杨华：《战国秦汉时期的里社与私社》，“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10月。 [82]详情参晁福林：《先秦民俗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9页。 [83]《礼记·祭法》孔颖达正义云“群姓谓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群姓者，包百官也”，对“群姓”提出两种解释，应该说后说可从。《祭法》下文复云“王为群姓立七祀，……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适士立二祀，……庶士庶人立一祀”（第1590页），据此，“群姓”显然不应包括庶士庶民。 [84]《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89页。 [85]杨宽则认为此前三晋已实行户籍编制办法，见所著《战国史》，第234-235页。池田温与宋家钰认为西周春秋时期，或春秋战国之际已存在“户籍”，杜正胜则认为出现于春秋中叶，说分见《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龚泽铣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9-43页；《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10页；《编户齐民》第1章“编户齐民的出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22页。单论“户籍”应该说出现较早，至于将境内所有居民收入其中的“户籍”不会见于战国以前。 [8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仓律》“边县者，复数其县”，整理者注释称“数，即名数”，《法律答问》有“甲徙居，徙数谒吏”，整理者注释：“数，户籍”，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5、127页。 [87]具体的记载见《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奏谳书”，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分析可见黎明钊《〈奏谳书〉的名数与身分问题》《中国出土资料研究》1999.3，第35-48页。 [88]见《汉书》卷2《高帝纪下》，颜师古注“名数，谓户籍也”，第55页；同书卷81《孔光传》，颜师古注“名数，户籍也”，第3353页。 [89]参杜正胜：《编户齐民》第5章“聚落的人群结构”，第188-195页。 [90]《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二年律令”，第177、178页。 [91]具体情况见西汉末年的尹湾汉简中的“集簿”，这是郡上计给朝廷的统计数字，县上计给郡的资料应与此相近。战国时期建立上计制度时就是向上级提供统计数字，说见杨宽：《战国史》，第217-218页。 [92]《南史》卷57《王僧孺传》，第1461页。 [93]《通典》卷3《食货·乡党》，第64页。 [94] Mark Edward Levis（陆威仪）也有类似的看法，见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 26. [95]《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奏谳书”，简65-66，第218-219页。 [96]参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第75-80页。 [97]《后汉书》卷2《明帝纪》“中元二年四月诏”，第96页。类似的诏书又见“永平三年二月”、“永平十二年五月”、“永平十七年”、“永平十八年四月、十月”、“建初三年三月”、“建初四年四月”、“永元八年二月”、“元初元年正月”诏等，第106、114-115、121、123、129、136、137、181、220页。 [98]参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7页。 [99]《太平御览》卷606“文部·札”，第2726页。 [100]参韩树峰：《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师佐籍考》，收入《吴简研究》第一辑，武汉：崇文书局，2004年，第167-190页。 [101]《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孔颖达疏引，第1976页。 [102] Marc Bloch, Feudal Society. Vol. The Growth of Ties of Dependence. trans by L.AMany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part IV, pp.145-230. 没有提到西欧中世纪homage, oath of fidelity, and investiture 中有书名于策，以示臣服的仪式。J. Le Goff, “The Symbolic Ritual of Vassalage “in Tim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trans by Arthur Goldhamm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 237-287详细分析了中世纪建立领-从关系的仪式所包含的象征意义，并比较了西欧与中国先秦的情况，说”与西方不同，书于策在中国起了主要的作用，writing in the form of a tablet plays a major role in China unlike the west“（p.278） 。关于这一问题，我亦曾请教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陆扬先生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彭小瑜先生，他们亦认为西欧中世纪在确立领主与附庸关系时不存在类似中国的”策名“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