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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说。该说法源自中共“二大”代表李达。1951年，胡乔木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引起了李达的注意，对于胡乔木书中说的中共“二大”是在杭州西湖召开的说法，书生意气的李达做出了反应，1954年2月23日，李达致信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信中写道：“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地点问题。我曾经对胡乔木同志说过，开会的地点是在上海，不是在西湖。”“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十五、六人）一共开了三天大会，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附近的几个地方举行的。第一天的大会是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的，第二、第三两天的大会是分别在一个地方举行的，里街和门牌号码我不记得了，但都在英租界，这是千真万确的。”[5]（p173） 其实寻找中共“二大”会址的工作早在1950年就开始了。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指示上海市有关部门寻找中共“二大”会址，但当时就会议是不是在上海召开的，一度众说纷纭。1951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在北京写信给上海市委刘晓同志，信中李达“说他在中共一大后负责中央局宣传工作，从陈独秀的寓所搬到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居住，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编辑马克思主义书籍，出版社的社址就是他的寓所。这里还是中央局与各地联络信件往来的地址”。[7]（p218）直到1954年2月23日，李达致信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关于中共“二大”会址的争议才尘埃落定。从1954年2月开始，依据李达的来信，中共上海市委指示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开始对中共“二大”会址进行寻找。筹备处工作人员根据李达、王会悟夫妇的回忆，找到了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对辅德里的老居民进行访问，又去上海市档案馆查阅工部局历史档案，核对今昔门牌号码的变更情况。上海档案馆保存的公共租界工部局英文档案明确表明：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属联排式石库门旧式里弄建筑，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位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分界线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和老成都路交汇处。1915年10月，由新瑞和洋行的英国建筑师覃维思（Gilbert Davies）、蒲六克（J.T.Wynward Brooke）设计，开发商郭福庭（音）出资，并于次年竣工，全部建筑一组四排，一排八间，中有骑马墙相连，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弄堂，青砖相间的外墙上，镶嵌着细细的红砖，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路灯，门楣砖刻上是“自然富里”、“云蒸炼蔚”等字样，而老成都北路辅德里7弄30号的门楣上刻的是“腾蛟起凤”，出自于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的工作人员把老成都北路辅德里7弄30号和7弄42号的房子拍成照片，寄给了李达、王会悟夫妇，请他们辨认。1958年12月6日，李达给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回信，确认辅德里7弄30号正是他当年在上海租住的寓所。信中李达还详细回忆了当年室内的情况，30号楼下是客堂，有一张方桌和四个椅子，几个凳子。楼上是李达的卧房兼书房。王会悟看了照片后，当即确认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是当年李达的寓所、中共“二大”会址。 1958年，李达专程来到上海协助寻访重要的革命旧址，他指认辅德里625号就是自己昔日的寓所。不久，当年在平民女校读书曾到过李达住处的钱希钧，即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的夫人，也到上海进行了仔细地勘认，明确辅德里625号正是中共“二大”会址。1959年5月26日，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把中共“二大”会址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三、关于当时可供中共“二大”开幕的五个地方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在选择中共“二大”开会地点上，是经过精心考虑、认真研究后，才最后选择在中央局成员之一的李达的寓所里召开的。仔细翻阅资料后，你会发现，当时可以用来开会的有5个场所，这5个场所一个是广州，另外4个在上海。因建党初期，中共的重要会议基本上都是在中共领导人家中召开的，所以上海4处可供开会的地方，分别是“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寓所、中共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的寓所、中共负责人张国焘的寓所、中共负责人李达的寓所。 （一）在广州召开中共“二大” 在1921年7月召开的中共“一大”上，曾选出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央局，其中负责组织工作的是张国焘。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说，中央局曾经考虑去广州召开中共“二大”，但考虑到“如在上海，显然要预防租界当局的干扰；如改在广州举行，自然是很安全，不过当时广州的政情很复杂，孙（中山）陈（炯明）磨擦之说已甚嚣尘上，如果国民党内部真发生冲突，我们在广州举行大会就会有些不便。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由陈独秀先生和我在广州指导劳动和青年团两个大会的进行，并考察广州的政治情况，研究国共合作的可能发展，再行决定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否便于在广州举行”。[8]（p214）通过陈独秀、张国焘两位中央局成员对广州的考察，“鉴于广州局势严重，觉得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适宜的，因而决定仍在上海举行”。[8]（p214） “广州局势严重”指的是孙中山、陈炯明之争，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中国，对于孙中山的通过北伐革命统一中国的设想，陈炯明极力反对，终于在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离开广州出逃上海。可见，陈独秀、张国焘对广州的考察是非常准确的，所以就放弃了在广州召开“二大”的计划，决定在上海召开“二大”。 （二）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中共“二大” 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是李汉俊、李书城兄弟二人的寓所，中共“一大”就是在此召开的。当时这里还不是繁华的闹市区，附近还有不少农田，环境比较僻静，不会引起太多人的注意，所以这里有利开展革命活动，若遇不测还可以从前后门逃走。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上海，因为马林的行踪早就受到法租界巡捕房的监视，当马林频繁出入望志路106号时，便立即引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怀疑，所以在“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刚刚召开时，法租界巡捕房的探长程子卿就闯了进来，随后不久，全副武装的法租界巡捕和警察就包围了会场并展开搜查。幸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前作出转移的决定，才没有造成损失。后会议转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召开。此后，上海望志路106号就成了法租界巡捕房的严密监视的重点。很显然，再去上海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寓所召开“二大”肯定是不行的。 （三）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召开中共“二大” “环龙路”是为纪念法国著名的探险家、飞行员环龙而命名的。陈独秀从狱中出来后，由李大钊亲自护送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到上海后，陈独秀先住在自己的好友亚东图书馆汪原放的家中。1920年4月，陈独秀搬到了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幢房子是陈独秀的老乡、好友柏文蔚让给他的，陈独秀住进后，这里也就成了《新青年》编辑部和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所在地。1920年夏，李达从日本留学回国，去上海拜访陈独秀，随后决定一起创建中国共产党，为了工作的方便，李达也曾长时间住在这里。本来这里是召开中共“二大”不错的场所。但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许，法国巡捕房密探以“宣传激进和赤化”为名，把陈独秀和他的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这里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人抓走，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的多方努力营救，26日，租界当局宣布释放陈独秀，陈独秀被释放后仍住在环龙路渔阳里2号，这里随即也就成了法国巡捕房的严密监视的重点。所以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召开中共“二大”也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