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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上海北成都路19号C召开中共“二大” 上海北成都路19号C（今易地重建于成都北路893弄7号），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也是当时中共中央局三成员之一的张国焘的临时寓所。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立即把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1921年8月11日，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公开从事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主任是张国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设在一幢两层楼石库门房子内，对外公开挂牌，张国焘就住在这里，本来北成都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是比较适合开会的地点。但1922年1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声援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活动，引起了英租界当局的不满，英租界也察觉到这个极有组织的罢工司令部就设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内，他们采取各种手段对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进行阻挠和破坏。1922年6月1日，以“扰乱治安”等罪名逮捕了被工人誉为工运“健将”、“先锋”的李启汉。7月17日，又查封了北成都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办事处，并对其成员进行了通缉。所以，北成都路19号C也就更不适合召开中共“二大”了。 （五）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召开中共“二大” 当时，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是中央局成员李达的寓所，李达和王会悟新婚后不久，就从环龙路渔阳里2号搬到了这里，从各个方面考虑，李达的寓所都是召开“二大”最合适的场所，原因有9条：一是，李达刚刚在这里租住不久，没有引起别人注意；二是，寓所位于深巷内，四周都是相同的石库门房子，寓所就被湮没在了这一片相同建筑物中；三是，整幢房子由李达一家居住，没有外人，封闭性比较好；四是，房子的前门、后门都可以通行，小弄小巷，四通八达，出现紧急情况后，便于撤退；五是，党创办的平民女校就对着李达寓所的后门，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可以撤退到该处隐藏；六是，离李达寓所不远处即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平民女校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等党的机关，这些地方为召开小组会议提供了便利；七是，李达的寓所当时属于英美公共租界管辖，租界当局不太愿意多管中国人的事情，而中国军阀当局又不能公开到租界里搜捕、抓人，所以是比较安全的；八是，李达寓所又为各地代表所熟悉，因为寓所作为中央局宣传处的通讯处，各地党组织的文件都寄到这里，各地同志来上海接洽事情也是先到这里；九是，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又经常来到这里看各种文件。综上所述9点，李达寓所就成了召开中共“二大”最合适的地方。 四、关于中共“二大”代表人数的五种说法过去长时间一直存在着五种说法：七人说；九人说；十五、六人说；二十人说；十二人说。其中十二人说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档案资料版本，一个是党史研究者研究出的版本。 （一）七人说。该说源自《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关于我们党的组织问题（补充报告）》是1922年12月9日，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共代表团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一份报告，报告是以俄文写成的，报告中说：“参加这次会议（引者注：指中共”二大“）的有来自七个地区（上海、北京、山东、湖北、湖南、广州）七个代表，每个地区各一人。会议开了七天，就十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一些决议。”[9]（p128） （二）九人说。该说源自中共“二大”代表张国焘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一书。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是这样写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终于于七月十日左右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央所租的房子里正式开幕了。当时党员人数是一百二十三人，但这次到会的正式代表却只有九人。陈独秀、李达和我三个上届中央委员是当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党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包惠僧是武汉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统，此外还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州代表，名字我记不起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张太雷、向警予等人。”[8]（p235-236） （三）十五、六人说。该说源自中共“二大”代表李达。1954年2月23日，李达写信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信中说“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十五、六人）一共开了三天大会”。[5]（p173）1955年8月2日，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写道：“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上海举行的，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由陈独秀、张国焘指定从莫斯科回国的是那省的代表。其中除陈独秀、张国焘外，有邓中夏、蔡和森、向警予、李达等。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5]（p184） （四）二十人说。该说源自共产国际代表米夫。1930年12月，米夫来华担任共产国际代表，并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支持王明等取得中共中央的领导权。1936年，米夫在他著的《英勇奋斗十五年》一书中写道，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参加大会的代表，共二十人”。[5]（p228）此外，苏联驻华军事参赞处的打字员葛萨廖夫在其《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中也认为“参加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共有二十多位代表”。[5]（p211） （五）十二人说 1.档案资料版本。该说源自《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在会议期间，回顾了一大至五大的情况，整理出的一份关于中共“一大”至中共“五大”的代表名单，即《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这个文件是手写的，没有署名，根据这份名单的记载，出席党的二大的代表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共12人。”这是迄今为止所能找到的、时间最接近于中共“二大”，了解有关中共“二大”代表情况的一份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资料，也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确定参加中共“二大”代表的原始依据。在《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中有毛泽东的名字，但通过多方考证，毛泽东并没有出席中共“二大”。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明确说，“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我那时是湖南党组织的书记……我被派到上海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于1922年冬（注：应该是夏天），在上海召开，我本想出席，可是忘了开会的地址，也没能找到任何同志，所以就错过了”。[1]（p119）中共“二大”代表李达在1955年8月的回忆中也确定“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5]（p184）可见，毛泽东没有参加“二大”是确定无疑的，所以就去掉毛泽东的名字，就成了12名代表“尚缺一人姓名不详”。[5]（p155） 2.党史研究者研究出的版本。该版本源自于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这12名代表的姓名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向警予、高君宇、项英、邓中夏、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施存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