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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中共“二大”选举出的中央委员人数、名单的四种说法关于中共“二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人数和名单这个问题，因为当事者的回忆不尽相同，也出现了四种说法：陈独秀回忆说；蔡和森回忆说；李达回忆说；张国焘回忆说。 （一）陈独秀回忆说。1929年7月，张学良用武力方式收回中东铁路。中东铁路是沙俄为侵略中国、控制远东在中国领土上修建的一条铁路，十月革命后，苏俄再三声明归还中东路主权给中国，但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立即作出强烈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积极响应，并多次发出宣言、决议和文章。对此，已经解除中共领导职务的陈独秀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7月28日，陈独秀致信中央常委，批评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宣传。为此，8月28日中共中央派人与陈独秀谈话，并严厉地斥责了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也以开除党籍予以警告陈独秀，但陈独秀依然我行我素。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1月15日作出决议，决定开除陈独秀的党籍。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了《告全党同志书》，陈独秀说道，中共“二大”散会后不久，共产国际即派代表马林来到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组织……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10]（p415）其中李守常指的是李大钊，张特立则指的是张国焘。陈独秀回忆说有5个中央委员，他们分别是：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 （二）蔡和森回忆说。1926年，蔡和森在其《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提纲中说：“在第二次大会发生竞选问题，结果这次委员为独秀、国焘，君宇，和森，中夏等同志。”“在西湖会议时，马林不满意新委员完全系新分子，主张扩大加李汉俊、李大钊为委员。”[2]（p489）蔡和森回忆说也有5个中央委员，他们分别是：陈独秀、张国焘、高君宇、蔡和森、邓中夏。 （三）李达回忆说。李达在《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一文中说：“‘二大’决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和蔡和森同志三人组织中央工作部。”[9]（p582）李达回忆说有3个中央委员，他们分别是：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 （四）张国焘回忆说。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说：“选举的结果，陈独秀、蔡和森和我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委员，分担书记、宣传、组织职务。”[5]（p96）张国焘回忆说也有3个中央委员，他们分别是：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 对以上四种说法进行比较后，你会发现，在中央委员人数上，五人说应该是正确的，虽然蔡和森的回忆也是5人，但相比之下，陈独秀回忆的5人说更可信，其理由有二： 第一，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章第七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三人，如委员离职时，得以候补委员代理之”。[5]（p53）既然是党章明确规定的，而且是刚刚颁布的，也就不可能随便更改。 第二，1923年6月12-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十分明确地说：“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只有五个人。”[9]（p168） 蔡和森回忆说的五个人分别是陈独秀、张国焘、高君宇、蔡和森、邓中夏，而陈独秀回忆说的五个人分别是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很显然蔡和森回忆有误，因为西湖会议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马林和张太雷等七人。其中马林和张太雷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及翻译列席会议，其他五人只能是以中央委员的资格出席会议，邓中夏没有出席，这表明邓中夏在中共“二大”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二大”共选出的五名中央委员是：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 六、关于中共“二大”选举出的中央候补委员之谜依据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二章第七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五人组织之，并选举候补委员三人”，但从现在能看到的文献和中共“二大”代表的回忆来看，都没有直接谈到3位候补委员的具体姓名。所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书中，“候补委员3名（名单不详）”。[5]（p53）但结合各方面的资料综合分析后，邓中夏、向警予应该是3位候补委员其中的两位，其依据是： （一）1926年，蔡和森在其《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提纲中，把邓中夏列为五名中央委员之一，其实是蔡和森把候补委员的邓中夏错误地看成了中央委员。 （二）1923年，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点名批评了几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张国焘同志毫无疑问对党是忠实的，但是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邓同志在唐山和KOY（原文如此。--译者）矿工罢工时犯了严重错误。”[9]（p172）文中的“邓同志”指的就是邓中夏，可见，邓中夏应该是候补委员。 （三）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5卷，关于邓中夏一文也说：“七月十六日，邓中夏在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参与著名的党的二大‘宣言’及一系列决议的制订。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1]（p15） （四）1935年，李立三写的《悼向警予同志》一文中说：“一九二二年警予同志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她从此时起就担任中央妇女部的领导工作。”① （五）1978年，蔡畅在《缅怀向警予同志》一文中说：“一九二二年警予同志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在我党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担任党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12]（p12） （六）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卷关于向警予一文说：“一九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向警予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3]（p75） 对上面的资料比较分析后，可以认为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蔡畅四人的回忆中所说的“中央委员”，应是泛指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应该是3名候补中央委员中的两位，另外一位是谁，还需要党史工作者进一步认真地研究。 注释： ①上海《社联通讯》编辑部编的《党史研究动态选辑》（内部资料），1983年8月，第30页。 参考文献： [1][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2]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A].“二大”和“三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苏]葛萨廖夫。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节选）[A].“二大”和“三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4]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A].“二大”和“三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5]张国焘。国共合作的开端（节选）[A].中共二大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6]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7]陈沛存。有关中共二大会址的门牌问题[A].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8]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 [9]“二大”和“三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0]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四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1]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5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12]蔡畅。缅怀向警予同志[A].纪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义五十周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13]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6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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