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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粗略估计，明清之际至清中叶以前，西方传教士与华人配合所创译的各类新名词，如果包括人名、地名、国家名称等在内，恐不下一千。其中，除人名地名和部分宗教名词音译词占的比重较大外，学科名词则大多采用意译的办法，流传下来的很多。比如，关于近代天文地理新名词，那一时期传教士主导创译并流传下来的就有赤道、南极（圈）、北极（圈）、极地、经线、纬线、经度、纬度、地球、天球、月球、时差、回归线、子午线、地平线、热带、温带、寒带等地理新词，其中传播较广的，达到40多个。有学者曾抽样统计，晚清时使用频率较高并在今译名中能够找到对应词的地理新词共138个，其中明清之际所创译的就有25个，占到总数的18.1％，（34）由此可见其成绩之突出。 其他学科创译、确立并流传下来的新名词新概念，也相当可观，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新词，格外多。如数学名词就有几何、直角、钝角、锐角、交角、三角形、三边形、四边形、五边形、多边形、等角形、不等角形、割线、切线、余割线、对角线、内切、外切、通分、约分、对数等等；物理学名词则有杠杆、斜面、齿轮、滑车、引重、起重、重心、重学、动力、视学、视差、射线、铅球、空际、空气、蒸馏、水库、发条、望远镜、显微镜、自鸣钟、时辰表等等；生理学和心理学名词有脑囊、肌肉、视力、听力、知觉、动觉、触觉、味觉、象记（法）等；教育学名词有大学、中学、小学、学院，以及前文提到过的文科、理科等学科分类名词；医学名词则有外科、内科等。逻辑学名词，《名理探》等书发明许多，虽然大多没能流传至今，但今人读来，仍觉当时的译者灵性高明，如用“直通、合通（断通）、推通”来译今人所谓“概念、判断、推理”，即为一例。 至于西方宗教名词，流传下来的就更多了，如造物主、救世者、天主、耶稣、基督、基利斯督（契利斯督）、圣母、亚当、三位一体、全知全能、教皇、教会、主教、铎德（“撒责耳铎德”的简称）、神父、修士、弥撒、瞻礼、圣宠、圣灵、圣诞、圣经、圣洗、福音、原罪、十字架、亚尼玛等等，不一而足。 在学界以往的研究中，像植物、动物、空气、理论等词，一般认为是晚清时期才诞生，有的还被误以为来自日本，其实早在明清之际的西学文本中，它们均已出现，而且“植物”和“动物”两词还使用得相当频繁。以“空气”一词为例，《性学粗述》、《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和《西洋新法历书》等书中，就都有使用。 由于古代汉语词汇尤其是名词词汇，具有单音节为主、双音节为辅的特点，过去我们在研究汉语词汇近代化问题的时候，一般都很重视三音节词或四音节词大量出现的情形，并经常要强调其语言文化意义以及在这方面所受到的日本影响。但细心翻检和阅读明末至清前期的西学文本，笔者强烈感受到，实际上，早在明清之际和清前期传教士所主导的各类译著中，三音节、四音节乃至五音节和六音节的学术术语，已经屡见不鲜。这当然是异质文化较大规模接触、碰撞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其中，三音节词以“学”或“家”组合而成者，给人印象尤为深刻。（35）以“学”为例，就出现过天文学、几何学、测量学、三角学、轻重学、力艺学、形性学、审形学、超性学、爱知学、穷理学、名理学等许多新名词。其中像“名理”、“力艺”、“天文”字后再接“学”字的构词，在传统语文习惯里，本容易给人以字义重复之感，显得啰唆，就像“地理”不必说成“地理学”一样。这类后来终被证明成功的构词，其实并非如很多人想当然认为的那样是日本人的发明，而是明清时期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早先合作的产物，它们对近代中国的学科造词，具有直接的示范作用。 在明末至清前期的西学文本中，四音节、五音节、六音节的新学术名词，其数量之多，也要超出今人的想象。《几何原本》和《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等书里就有不少。四音节词如四体觉司、不等角形、八角曲线、平行直线、形内切线、形外切线、同理比例、属理比例、大合比例、小合比例、十字立轮、十字平轮、半规斜轮、知觉运动、超形性学等等都是，还可以列出更多。《几何原本》里还有“理分中末线”（今译“黄金分割”）、“同理连比例”、“圆外三角切形”、“圆内切界四边形”等五音节、六音节和七音节名词，不过，这些新名词后来大多没能流行开来，但尽管如此，利玛窦和徐光启的尝试仍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名词经过百余年的检验和修正，有的逐渐趋于完善。1723年《数理精蕴》收录《几何原本》时，就将其中不少略加修改（36）。修改后形成的术语如直角三角形、锐角三角形、钝角三角形、等边三角形、不等边三角形等等，就一直沿用到今天，显示出强健的生命活力。 还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众多新名词，尤其是天文、地理和数学、物理等方面的新词，还随着大量汉译西书较多传到日本和朝鲜，部分被这些东亚国家的学者们所采用，成为汉字文化圈诸国创造近代新语汇和术语时所借鉴共享的学术遗产和文化资源。 在笔者看来，要想对明末至清前期西学的内涵和价值有全面的认知，必须具备从文化意蕴和人文意义的广角来进行观察的宏阔视野，仅仅着眼于其是否具有近代性或有助于发育近代性的因素一点来讨论，还远远不够。前文所提到的西方宗教名词在中国的创制和传播问题，或许就已经部分地超越了这一视域，除非我们把传达走在“近代化”前列的世界强国的语言文化能力的建设本身，也视作为“近代性”指标。实际上，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宗教，天主教自有其精神价值，而传播它，也自有其文化意义，此点毋庸多言。下面，笔者想再从这一时期西学中有关人文学科知识传播的角度，再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明末至清前期的西学传播，不仅介绍了大量自然学科方面的内容，还包含有文学、语言学、哲学、伦理学、音乐美术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多方面的人文类学问及其相关知识，并且是经过与中国文化相互接触后转化而成的知识，其中不少都具有跨越时空的文化蕴涵，值得今人多加品味和反思。但在很长时间里，由于遗存原本难以见到等原因，这些著作的具体内容和多方面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广泛了解和深入认识，留下了诸多遗憾。这里，我们不妨以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有关著作和译著的际遇与内容为例，略加说明。 在明末清初西方人文类知识及相关知识的传播中，高一志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他的著作不仅数量大，涉及知识门类多，汉文水平也是相对较高的。前文我们已经提到他的《童幼教育》，那是第一本较为系统地传播西方中世纪儿童教育方面的专著，堪称中西教育学说最早交流的见证。而它却长期被今人忽略，直到2005年，国内教育史界才开始有人进行专题研讨。（37）此外，高氏1633年刻于山西的《譬学》（其早期版本称《譬式警语》）一书，乃专门讲解西方“譬喻”之法的著作，也是欧洲修辞法东传的发端之作，被人称之为“民国前中文世界最长也最详细的譬喻专论”。（38）其关于譬喻的详细分类和功能概括，很有理论意义，但长期以来，国内修辞学和比较文学史界对它也一直缺乏关注，直到近五年，中国台湾学者李奭学，才有深入的专题研究论文发表。（39）高一志的《修身西学》、《齐家西学》和《治平西学》三书，特别是后两书，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书的逻辑结构很相似，也是许多人文学者意欲一睹为快的著作。2009年，钟鸣旦等编辑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影印出版，长期失传于国内的《齐家西学》（即“家政学”）后三卷得以广见国人，其同时影印的《王宜温和》、《王政须臣》、《治政原本》和《治民西学》，也使人们对一直处于传说中的《治平西学》一书，有了一个轮廓性的把握。可惜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治民西学》部分只有上卷，要看其全部，仍得参读1935年西什库印书馆出版的《民治西学》。但无论如何，《治平西学》一书的内容总算可以拼凑起来，大体见其原貌了，这对研究明末清初西学传播的学者来说，诚不失为一件幸事。同时受惠于这次法国文献影印公布之举的，还有那些关注高一志《斐录荅汇》下卷的学者，他们多年来只能见到该书上卷，这次通过该书全本，终于可以对中世纪欧洲哲学的广义内涵，获得一种更为直观的历史感知。此种历史性知识的重新认证，与今人直接从西文著作去了解有关内容，意义大有不同，它留下了一定的历史文化空间，可待将来的历史学者去进一步解读。 《治平西学》一书，首次专门绍述了西方中世纪有关政治和法律认知等方面的知识，其中就有对亚里士多德政体论内容的最早介绍，虽不完整，却是首创，这一点，目前尚未见有人提及。该书有关政法的内容，若能与《童幼教育》和《西学凡》等书中有关“法学”的部分结合参读，还能增加对西方前近代广义法学在中国早期传播情形的了解。眼下，国内法学史界研究中国现代“法学”概念的兴起问题，在强调其西方来源时，多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但所用资料往往只从鸦片战争前后说起，而忽略了明清之际这一时段，不免有些遗憾。（40）实际上，对西方“法学”学科的介绍工作，从天主教传教士到晚清新教传教士，一直得到延续。1873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在《德国学校论略》一书中，就将其国内大学学科分为“经学、智学、法学、医学”四科，“法学”学科仍然包括在内。这一西学分科知识，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得到较为广泛的播扬，是日本法学传入中国之前，应予以重视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