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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志的《修身西学》一书，是一部系统、规范的西方中世纪伦理学译著。笔者孤陋，迄今为止似未见伦理学史界有过专题研究。该书的内容，除了继续阐发了利玛窦较早提出的“良善”和“习善”之说外，对于“德”和“情”的分类讨论，也很完整，特别是有关“毅德”、“智德”、“廉德”、“义德”、“权德”的内容，从中西伦理学史的双重角度读之，不无新鲜刺激和启人深思之感。只是该书1630年刊刻以后，对于中国伦理学说演进的具体影响如何，尚不得其详。同时，它与当时西方的翻译原本之间有无变异等问题，也都有待深究。 总之，明末至清前期，西学知识在华传播的内涵十分丰富。若从异质文化相遇、中西文化交流的广阔角度来加以把握和透视，可以说，它实在是一种知识和文化的宝库，勤于耕耘之、善加开采之，对于增长今人有关文明、科学、宗教和人文的见识，提高历史反思能力，均不无补益。近些年来，学界对这一时期的西学特别是有关人文学科方面的内涵，已不断有新的揭示，如果各个学科的学者都能有机会直接阅读这些西学文本，相信一定能产生更多的新的认知和感悟。多年来，笔者致力于编辑《明清之际西学文本》，这也是主要目的之一。 注释： ①龚书铎：《晚清西学约议》，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②1637年刊刻的《西方答问》和1668年进呈康熙御览的《西方要纪》，都称欧罗巴为“大西”、印度洋一带为“小西”。如前者云：“敝地总名为欧罗巴，在中国最西，故谓之太西、远西、极西。以海而名，则又谓之大西洋，距中国计程九万里云。”后者称：“西洋总名为欧罗巴，在中国最西，故谓之大西。以海而名，则又谓之大西洋……从极西到中国多浮海，二三年始至。过小西天竺国登岸。小西离大西六万余里……小西又须半载余，换舟行二三月，方抵中国。” ③1627年刊行的邓玉函口授、王征笔述的《奇器图说》书中所标明的引用书目里，还曾提到《西学或问》一书，但至今无人得见。此书被作者与《西学凡》并列且置于该书之前。内容虽待考，却也可作为此时“西学”概念自觉之一证。 ④无论是高一志在《西学篇》还是艾儒略在《西学凡》中，都明确表达了要把西学各书次第译成“华言”的高涨情绪。杨廷筠在《刻西学凡序》里更是直接将此事与金尼阁带来“七千册西书”联系起来。邹振环教授甚至提到此时耶稣会士与中国学者酝酿过一个庞大的译书计划（见其著作《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导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这给我进一步作出上述判断以启示。 ⑤见高一志：《童幼教育》卷下“西学第五”，《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一）》，台北，辅仁大学神学院，1996年，第370页。 ⑥台湾学者李奭学较早指出这一点，见其《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台北，联经出版社，2005年，第28页。法国汉学家梅谦立在此基础上又有推进，尽管他不是专从“西学”概念的角度谈及。见其论文《理论哲学和修辞哲学的两个交互方式》，载景海峰主编：《拾薪集：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代反思与未来前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⑦高一志：《修身西学》上卷第三章“滋养国学”。 ⑧这五家分别对应的拉丁文为：Logica, Physica, Metaphysica, Mathematica, Ethica。 ⑨同注⑤，第371-384页。 ⑩艾儒略对Philosophia的音译词调整为“斐録（录）所费亚”，五个分支学科分别译为“落日加”、“费西加”、“默达费西加”、“马得马第加”和“厄第加”。 （11）类似艾儒略此种议论，以后传教士所在多有，如利类思在《超性学要》的“序言”中即言：“大西之学凡六科，惟道科为最贵且要。盖诸科人学，而道科天学也……学者徒工人学，不精天学，则同无明万有之本向、生死之大事。虽美文章、彻义理、谙度数，审事宜，其学总为无根。”又云：“非人学，天学无先资；非天学，人学无归宿”。可见徐宗泽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著译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9-190页。 （12）本节引文，均见李之藻等编《天学初函》第一册所收《西学凡》，台湾书局1965年版，第9-59页。关于文字传教的作用，利玛窦也表达过与艾儒略类似的看法，他在《述文赠幼博程子》中即感叹：“广哉，文字之功于宇内耶！”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8页。 （13）参见梅谦立前引文《理论哲学和修辞哲学的两个交互方式》。 （14）见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的《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9-70页。不过，该书谓“默达费西加，译言察性理”，显然有漏字之误，原文应为“察性以上之理”。校者未能校出。 （15）中国天主教教徒李九功的《问答会抄》卷四，就是对《西方答问》等内容的发挥，涉及“六科”知识。 （1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五，子部三十五，杂家类，存目二。这六科的拉丁文分别为Rhetorica, Philosophia, Medicina, Leges, Canones, Theologia。 （17）李之藻：“译寰有诠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94《寰有诠》，齐鲁书社版，第4页。 （18）见《性学粗述》，《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六），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版，第80-81页。关于“性学”之“性”，《寰有诠》中曾解析其复杂的分支概念，如有所谓“元性”、“总性”、“专性”、“因性”、“禀性”、“和性”等等，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94《寰有诠》，齐鲁书社版，第29-30页。 （19）李之藻、傅泛际：《名理探》卷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逻辑丛刊”本，第9页。 （20）明清之际，以“天学”命名的天主教传教文献不少，如孟儒望的《天学四镜》、《天学略义》，阳玛诺的《天学举要》，李祖白《天学传概》，钟振之的《天学初征》、《天学再征》等等。 （21）《刻天学初函题辞》称：“天学者，唐称景教，自贞观九年入中国，历千载矣。”见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一种，《天学初函》（一），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1页。 （22）见《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一），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3页。 （23）早在顺治时期，天主教中国信徒韩霖、张赓暨同志公述《圣教信证》（顺治丁亥）记载云：“论明季以来，入中国诸修士，所著天教之书，不下百部，外讲格物穷理、性命历法等学，亦有数十部，久行于世……然此等学问，西士皆目为余学耳，惟所传天学教法，则为吃紧之要学。”见《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一），台湾学生书局1972年版，第280-281页。 （24）此文载《学术月刊》1999年第1期。何兆武先生的观点，承续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总体思路，但又有发展。 （25）以上两段引文，分别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子部十二；卷一百十五，子部二十五。 （26）除了上述学科内容外，当时传播的自然学科方面的知识，还有动物学（有《狮子说》和《进呈鹰论》等译著）、画法、作图技法、透视学（译著有《视学》）等等。 （27）参见王扬宗：《略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特点与中西科学互动》，载《国际汉学》第6辑，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318-336页。 （28）汤若望在《崇祯历书》里已将哥白尼列为四大天文学家，并多处介绍其内容。后来蒋友仁更详细地介绍了哥白尼学说。此前，黄宗羲之子黄百家已完整介绍过哥白尼学说。学界对此已有众多研究。 （29）《续修四库全书》1035·子部·天文算法类《地球图说》，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4页。 （30）据有学者研究，汤若望、南怀仁等人为了在钦天监立于不败之地，不能不放弃哥白尼天文体系，而采用第谷体系。因为当时后者测算天象的精准度上要高于前者。参见江晓原：《17、18世纪中国天文学的三个新特点》，《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