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族的先祖中，从相土、曹圉到王亥，就有三位与畜牧及“服牛乘马”有关，这既反映了先商时期畜牧业的兴盛和悠久的传统，也正说明商族的几代先公在牛车和马车的驾御利用方面的贡献决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史实根据的。对此，《管子·轻重戊》总括道：“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这里的“殷人之王”，应为商汤建国之前的殷先王，指的应是相土、曹圉和王亥。而实际上，他们只是商族的代表，正说明商人应是我国最早掌握和利用驾驶牛车和马车技术的先民。
    上述文献记载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进一步的论证。
    首先，从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看，先商时期出现较发达的畜牧业是可信的。畜牧业是在原始狩猎活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人们在狩猎时，将捕获到的健康的、或未受到较大伤害的动物圈养起来，渐渐的使其适应家养的环境，大致经过拘禁驯化、野外放养，最后进人定居放牧三个阶段。这样就逐步形成了早期的畜牧业[16]。在黄河中游的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两座长方形畜圈，长6米~10米，宽1. 8米~2. 6米。周围有密集的柱洞，说明围有栅栏以圈养牲畜[17]。在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也发现两座略呈圆形、直径约4米的圈栏，圈中还存有20米~30米厚的畜粪堆积，足证属畜圈无疑[18]。在河南郑州的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一处专门饲养牲畜的圈栏，而且，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发现有马和牛的遗骨。如在上面提到的半坡遗址中出土有两颗马齿和一节趾骨。在山东历城城子崖、河南汤阴白营、甘肃永靖马家湾等相当于龙山文化的遗址中都出土有马的遗骨。这可以证明，至迟到距今45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在我国北方马已被普遍驯养[19]。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牛的遗骨则发现的更多。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山东滕县北辛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中发现有不少牛的遗骨，尽管还不能确定是否是家养的牛，但也不能排除家养的可能性。而进人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之后，出土的牛的遗骨大量增加，如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牛的牙齿。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有黄牛骨骼，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出土了牛骨，在河北邯郸涧沟也有牛骨出土。另在河南的郑州大河村、安阳后岗、浙川下王岗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牛的遗骨[20]。将这些牛骨遗存与上述半坡等地的畜圈遗址结合起来考察，可见牛的驯养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商人的先祖契曾协助大禹治水，应是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的人物。依此而推，相土、王亥活动的年代，应该进入夏代的纪年了。因此，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畜牧遗存，进一步说明了先商时期畜牧业兴盛的真实可信。
    其次，文献和传说中商人先祖活动的豫东地区适宜畜牧活动。在人类最早饲养的六种家畜中，牛和马都属于大型的以食草为主的牲畜。尽管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了饲养牛马的牢厩，但饲养牛马的主要方式应该是放牧。而放牧活动需要开阔的田野或缓坡地带，以及与之伴生的丰富茂盛的野草。文献和传说中商族先人活动的中心地区在今商丘地区。《左传》襄公九年称：“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于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这是较早的有关商族先公居商丘的可信材料。《竹书纪年》也载：“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美籍华人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等学者秉承近代学者王国维、董作宾等人早年的学术推测，将先商时代商人的活动区域界定在商丘一带，并在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古工作[21]。可见先商之居商丘说的久远影响。若将这一见解和商丘地区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是很有道理的。商丘地区位于黄河和淮河冲积平原，这里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河流纵横，水源充沛，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草木丰茂，动物繁多，适宜大规模的放牧牛马。尤其在先商时期，从事农业的垦殖活动还相对缓慢，当有大量的闲置土地，这里应是发展畜牧业的天然牧场，而且，平坦开阔的土地也是驯服牛马、练习驾车的好地方。因此，商族的先祖相土、曹圉和王亥才把这里作为发展畜牧业、制造车辆、教人驾御车马的理想之地。在发展畜牧业的同时，先商的农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正是由于农业、畜牧业的坚实基础和长期积累，制造车辆和服牛乘马技术的发达，商族才得以逐步强大起来，进而“肇牵牛车远服贾”[22]，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兴起和发达。
    第三，商丘地区史前考古的成果使先商时期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为商人先祖在商丘的活动提供了证据。在商丘地区进行商代文明来源的探索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的。民国二十五年 （ 1936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景聃先生到商丘进行考古调查，在永城县发现了造律台、黑堌堆等遗址，出土有陶器、石器、骨蚌器等遗物，认为遗址的性质属于龙山文化[23]。之后的重要考古工作是从建国后的七十年代开始的。1976年~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3次在商丘地区各县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龙山文化遗址17处，殷商文化和周代文化遗址各15处，其他时代遗迹14处。其中以永城王油坊、拓城孟庄、睢县周龙岗等遗址较为重要。发掘者在永城王油坊遗址报告中指出：“统观整个文化面貌，可以说豫东商丘地区仍然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域。”[24]这种将商丘地区新石器文化认定为龙山文化的看法，是和李景聃先生的意见一致的。龙山文化直接衔接着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夏族原是和商族同时存在的部族，先商文化也应从龙山文化找到来源。到了1981年考古学者们发表豫东考古综合报告时，从睢县周龙岗等遗址文化层的叠压关系中认识到在龙山文化的上层堆积着殷商文化，并发现商丘的龙山文化与豫西的龙山文化有显著的区别，应称为“王油坊类型”。另外，根据仅见于商丘县坞墙遗址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推断商丘地区应是二里头文化向东分布的边缘地带[25]。而孟庄遗址则是商丘地区发现的面积较大的早商文化遗存，碳十四测定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555±130年、公元前1790±130年、公元前1795±135年，与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下层遗存年代相当[26]。这些发现都为探寻先商文明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