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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改革虽然导致传统犹太教分裂成各个宗派，但这些宗派都没有超越犹太教的范畴之外。“五四”前后，中国学界在对待传统和西方科技的问题上也分为若干学派，例如以陈独秀、胡适等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以张之洞等代表的“中体西用”派，以章太炎、刘师培、马叙伦等为代表的“国粹派”，以及“文革”后李泽厚等主张的“西体中用”派。后者主张以西方的科技和价值体系为主干，适当接纳中国传统。因其以西方理念为“体”，故可以称为“准全盘西化派”。从犹太教改革的经验来看“， 全盘西化”论和“准全盘西化”论都是不足为训的，因为它们的基本取向是拒绝传统，不承认前后相继的民族精神。“国粹派”食古不化，固步自封，不合朝流，没有体现时代精神，因而也不足取。“西化派”和“国粹派”有如犹太教改革时期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和正统犹太人。前者是传统的叛逆者，后者则是传统的卫道士。犹太教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有效地遏止了皈依基督教。犹太教之正统派虽然作为一个宗派有其独立存在的地位，但是属于少数派（在美国只占信教犹太人的21 %）。这样看来，在这几种选择当中，“中体西用”尚属公允可行之论，它类似于犹太教之自由派--改革派和介于正统派和改革派之间的保守派--的主张，在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上取中庸态度。 但是，我们的“中体西用”和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主张有所不同。他们的中体西用是在引入西方之科技的同时，原封不动地接受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他们所说的“体”是宋明儒学的体系，所谓的“用”就是“经世致用”，即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利用。在这里，“体”具有“根本”“、主要”的意思“， 用”则是工具性的、次要的，辅助性的。就其目的而言，仍然没有超越更早的魏源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根本错误是无视时代的变化，没有认识到“体”也应该与时俱进，应时而变。我们所说的“体”不离中国的传统，尤其不离儒家的传统，但是“， 体”指的是以时代精神改革了的传统，是在传统基础上广泛吸收东西方文化之精粹后重新建立的新传统；不是那既定的、原封不动的旧传统。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体”，才是可以和科学技术的“用”相结合的“体”；只有这样的“体”，才能满足现代中国人的人性需要，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成为中国人的族性，起到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作用。 如果说中国和犹太的不同，我认为有两点：其一是说，犹太教是一个连续的没有间断的传统，而中国的传统则是间断了的传统。其二是说，犹太传统是典型的宗教传统，中国的传统则不尽然。这两点不同决定了中国的文化建设之路和犹太教的改革方式不完全相同。 因为犹太教是一个连续的传统，其改革方式就是对现有的一脉相承的犹太教进行革新和改造，即以历史进化论为准则，甄别并放弃犹太教中那些不合时代精神的、陈腐的学说、仪礼和习俗，选取并保留那些合乎时代要求的因素。事实上，犹太教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是这样做的。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传统在“五四”前后中断了。目前，除了职业哲学家、思想家以外，大多数中国人对传统价值观不甚了了，传统价值已经失去了人的载体。因此，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就不能像犹太人当年的改革那样以革新为主要任务，首当其冲的是传统的接续，即回到“五四”，回到传统中断的地方，和原有的传统衔接起来“， 然后”再进行革新和改造。 然而，时间的一维性特征决定了历史不能重演，我们无法在时间上回到过去。因此，接续传统和革新传统不是时间上有先有后，而是逻辑意义上的先后。不是先用10年或更多的时间恢复传统，然后再用若干年的时间改造传统，创建新文化。从时间上看，接续和革新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在了解传统，接续传统的同时对传统进行改造和重建。但是，接续和革新毕竟是双重任务，因此，较之犹太教的单纯革新更繁重、更复杂。对此，担当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任务的知识分子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和犹太的第二点不同十分重要。犹太人的传统是一个宗教传统。宗教传统不仅有信仰、礼仪和习俗，而且有组织和信徒。这也就是说，犹太教是制度性的宗教。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只有信仰，没有组织和信徒，那它只是哲学。哲学永远只是极少数人的理性追求，因而其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宗教则依靠信徒和教会式的组织把信仰化为每个信徒的精神，使之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和具体的行为中。因此，宗教比哲学更容易为广大群众接受。目前，世界上80%以上的人口有宗教信仰，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为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宿。犹太教之于犹太人也是这样。无疑，中国的传统中包含宗教，其中佛教、道教即是。但是，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大陆信徒不多，只是少数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况且，佛教和道教因其过于出世和消极而不可能成为多数人的宗教。实际上，中国的主流传统是儒家。然而，儒家在许多人心目中不是宗教。就观念上说，先秦儒家由于有较多关于天道的内容而具有较强的宗教性。但是，宋明儒学则不强调天道，人成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主体，礼教和修身养性成为其主旨，这就削弱了其宗教性。然而，如果从功能上着眼，儒家始终是宗教，而且是有信仰（如天人论、性命论）、习俗和组织的制度性宗教。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教还成为与君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官方宗教，即国教。从隋朝起，儒教借助科举制度成为信众广泛且稳定，并与官僚体制融为一体的国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毋庸置疑，儒教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国性或族魂的作用，是多数中国人的精神归宿和生活指南。鉴于犹太人的经验，中国应该恢复儒教，使之成为多数中国人的信仰和文化认同。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儒教。也就是说，回到“五四”，承续传统主要是接续儒家传统；在接续儒家传统时，要通过“批判地继承”或“创造性的转换”，使儒家成为有教义、有仪礼、有组织、有信众的宗教。 美国犹太学者列文森认为，儒教已经随着君主制在中国的覆灭而被放进了历史博物馆，永远不会复苏为活的宗教了[14]。列文森看到了传统儒教与封建国家一体化的特征。但是，他忘记了，儒教并非一直是官方的宗教，从孔子到董仲舒之前就不是官方的宗教，因此，它在未来也不必是官方的宗教。列文森不懂得，意识形态有它的独立性，因而能够脱离原来所依附的主体而寻找新的载体。我们认为，在封建官僚制度覆灭之后，儒教的载体应该从官方转移到民间。中国有13 亿人口，他们和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一样，渴望具有人性本身所要求的宗教信仰和精神指南。这就是儒教赖以生根、发芽和成长的温床。因此，在中国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学者的使命不仅是接续传统，创立新的教义，使儒教学说“慧命相续”，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儒教民间化，把儒教的学说传播给广大的群众，使之成为儒教的信徒，使儒教的信仰和价值观真正变成老百姓的精神和生活指南。只有那时，我们才可以面无愧色地说：中国人不仅可以实现物质上的现代化，而且在精神上有自己独特的族性和国魂，是世界民族之林中堂堂正正的一员。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曾经极力提倡“孔教”，力图使之成为中国的“国魂”。列文森总结了他的看法：“如果没有儒教，中国就像一条无舵的船，随时都会沉没。儒教是中国特有的国性，剥夺了它，国家将会灭亡，民族也不会继续存在？？犹太人由于保存了犹太教，所以尽管他们的国家灭亡了，但他们仍能生存下来，而墨西哥人则因西班牙化和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宗教，正日益失去活力，成了其他民族的模仿品。”[15]姑且不论康有为变法和保皇的政治成败与功过，在历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路程之后，他关于孔教与国魂的主张，也许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和认识。 四、何以犹太人的经验值得借鉴有人可能会问，何以犹太人的宗教改革和现代化经验值得当代中国人借鉴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犹太教改革的背景和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进程。 伴随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胜利，犹太人破天荒在一个西方国度里被赋予了政治上的公民权，享有了和法兰西民族同等的权利。此后，由于拿破仑帝国在欧洲的节节胜利，其他一些国家的犹太人也相继获得了这样的政治权利。在大革命前，犹太人蛰居在与世隔绝、文化自制的“隔都”里，无权无势、饱受凌辱、歧视和迫害。公民权的获得，对于长期寄人篱下的犹太人来说，不啻是神赐的自由和解放，有如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一般。“解放”了的犹太人陡然进入了现代社会，一下子缩短了和西方世界的距离，从而在政治、经济和精神层面上都感到了现代性的优越、冲击和挑战。 在政治上，许多犹太人开始认同“地理学群体”意义上的“国家主义”，承认犹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民族，而只是一个宗教群体。和宗教群体相比，作为“地理学群体”的国家更为重要。解放后的犹太人感到不应固守原有的民族性，而应该融入到所在国家中，真正成为效忠于现代国家的公民。这种国家主义不仅消解了犹太人的民族性意识，还在实际上瓦解了原来相对自制的犹太社区和与之相关的司法组织和律法体系，同时，还在教育上把犹太儿童纳入到国家世俗教育体系而打破了原有的犹太传统教育，使之降低到次要的甚至可有可无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