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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对犹太教的挑战较现代政治有过之而无不及。当“隔都”的高墙崩溃之后，犹太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手艺人和小商贩成了工厂主、商人、白领工人和劳动者，“站在了由现代经济制度划定的发展的起跑线上”[16]。这时的犹太人不得不迅速调整自己，以便学会在复杂的工商业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他们不得不和非犹太人合作，接受非犹太人的工作习惯和生活方式，适应（可以不参与） 基督教的宗教礼仪和节假日，如星期日礼拜、圣诞节和复活节等。其结果是导致犹太教的安息日和其他节日的遵守变得日益困难。还有，经济利益远远胜过了精神利益，赚钱几乎成为人们的唯一目的，生活的压力使多数犹太人不得不为生存疲于奔命，根本无暇考虑犹太教方面的问题。与此相联系的就是，传统的“来世拯救”观念从人们的心里移开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世的利益和幸福。人们开始对宗教漠然置之，甚至充满敌意。还有，在现代之初，“阶级”取代了“民族”，犹太工人和其他靠工资糊口的工人一样，认为阶级意识重于民族意识，因而对于犹太民族的民族性和与之相关的犹太教失去了兴趣。这样，重视犹太教的人就只剩下犹太中产阶级了。总之，现代经济使传统犹太教确立的生活方式难以为继了。 除了政治和经济的冲击外，现代意识形态对犹太教的冲击尤为直接。开普兰在《犹太教：一种文明》中把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概括为三种趋向：以科学方法为标准检验一切和人相关事物的真理性的趋向，以社会化意义的幸福作为善的标准的趋向，以审美体验和创作为基本的人生需要的趋向[17]。从科学的方法看，《圣经》中的上帝观、形形色色的神迹、神的启示等都受到了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比较宗教学的挑战。传统犹太教是以神为中心的，认为事物之为善，在于符合上帝的意志，人没有权利染指其间。而人的存在是为了荣耀神“，人的至善在于配得同上帝进行交流。”现代的人本主义打破了传统的神本主义，人自身的幸福成为确定事物之为善的标准。传统犹太教的饮食律法以及穿衣戴帽方面的禁忌都是有违人类幸福这一标准的，所以没有留存的理由。如同科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犹太教传统构成了颠覆性的解构。还有，既然审美可以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追求目标，可以“以美育代宗教”，那么，传统犹太教之超越的上帝、来世拯救之类的观念就成为多此一举了。 总之，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对于传统犹太教形成了中世纪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挑战。《圣经》和《塔木德》中的上帝观念、“来世拯救”、“特选子民”、“神迹”和“神启”的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置疑，犹太教的各种习俗和礼仪也都在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天平上丧失了原有的价值和存在理由。犹太人的生活方式被改变，民族性意识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一句话，在犹太教改革之前，犹太教因为遭遇了现代性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之相关的犹太民族性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在现代性的挑战和犹太教的危机面前，很多犹太人开始认为犹太教是陈腐过时的，由这样一种宗教培育起来的犹太人品性是低劣的，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是落后的。相反，基督教是优越的，现代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先进的，基督徒的品德也是值得效法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犹太人产生了“自恨”心理，萌发了放弃犹太教而皈依基督教的念头。诗人海涅就曾说过：“犹太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一个不幸。”实际上，在启蒙运动之后，一批批的犹太人接受了洗礼而改信了基督教，其中包括著名诗人海涅，马克思一家，门德尔松的子孙们。在19世纪犹太教改革之前，犹太教已经成为犹太人的负担，靠皈依基督教融入欧洲主流社会已经成为时髦。在这样的情势下，那些忧虑犹太人命运和前途的人不禁问道：在启蒙和现代性的挑战之下，犹太教还有没有存在的理由？ 犹太人还应该或者能够作为一个具有文化认同的族群存在下去吗？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犹太教应该何去何从？ 犹太教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而发生的。 虽然现代中国文化的改革与重建和19世纪开始的犹太教改革在时间上处于不同的时代，但二者之间在背景上却有极其重要的相似之处。 1840 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此后，长期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中华帝国打开了大门。《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缔结，割地赔款，一个个通商口岸的开辟，主权受到威胁，经济受到掠夺，文化也受到严重冲击。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泱泱大国竟然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面对外来的冲击和挑战，“落后就要挨打”“，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成为国人的共识。心理上的屈辱和愤慨化为寻找救亡图存的行动。先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其目标是在通过器物层面的改造，改变中国经济和军事落后的局面。继而是以宪政为目的的“戊戌变法”，目标是通过改良建立政治上的君主立宪政体。然而，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百日维新”也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继而建立中华民国，紧接着是袁世凯复辟帝制，以及大江南北的军阀割据。这些都没有使中国人看到民族振兴的希望。其时，一些有觉悟的中国人不仅身体力行地实行洋务运动和政治改良，还从文化层面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对照西方文化，反观中国传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中国传统对于现代化的妨害。于是在“五四”时期掀起了“新文化运动”。该运动要求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思想，提倡新思想；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和引入“德先生”（民主） 和“赛先生”（科学） 的口号。此时，业已存在的“全盘欧化”和“中体西用”以及“国粹主义”纷然杂陈“，保国、保种、保教”成为一时之热门话题“，科玄论战”如火如荼。还有史无前例的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共产党的成立。总之，从1840年到“五四”前后，面对西方强势文明的挑战，一些有识之士和志士仁人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应对策略和行为。然而，经济依然落后，政治依然动荡不安。尤其严重的是，具有2000多年“道统”的中国文化从此中断了，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之中。比照犹太教改革前后的宗教危机，这一切是何等地相似！ 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民族危机上升到第一位，文化危机被暂时掩盖起来。这就是学界常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新建立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前提条件。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从1949 年到文革（1976年） ,中国又重蹈“闭关锁国”的覆辙。还有，建国后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以及文革后20 年的改革开放，不论其成败如何，都是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内的努力。以“破旧立新”、“敢于砸烂旧世界”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以复加的摧残。从文化意义上说，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一下子又使中国仿佛回到了“五四”前后，又一次直接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又一次认识到了早已存在但已被淡忘了的文化危机，又一次发现我们的民族由于文化的断裂而导致的失魂状态。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文化改革和重建。开放--文化危机--文化改革，不仅是1840 年至“五四”前后的变迁史实，也是文革后20 余年文化历程的写照。 诚然，即使是半殖民地上的中国人也有自己的祖国，这与犹太人散居异国他乡不同。然而，这一区别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开放--文化危机--文化改革，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人和犹太人以及当代中国人共有的“不得不”的“文化苦旅”。 其次，中国的文化改革不仅与犹太教改革的背景相似，而且其目标和任务与犹太教改革具有一致性。如前所说，犹太教改革是按照门德尔松提出的目标展开的，这就是在融入西方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保留和改革自己的宗教，进而达到维系犹太人群体的文化族性的目的。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苦苦挣扎和探索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华民族不仅要在经济和物质层面上实现现代化，赶上欧美的生活水平，而且要有自己的文化，从中确立自己的精神和民族性，使现代化了的中国人不仅具有炎黄子孙共有的“黄皮肤”，而且在文化上具有共同的精神或族魂。犹太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经过若干年的改革实践后实现了这项看似矛盾的双重任务，而我们仍然在探索和行进中。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实现这双重任务的道路更加曲折，更加崎岖不平。但是，目标是既定的，不应该改变，因为它和犹太教改革的目标一样，缘于悠久、丰厚的文化传统，缘于国人的精神需要，缘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内在要求，同时，还因为它是中国人经过100 多年的血与火的“洗礼”后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所做的兼顾情感和理性的抉择。 中国人的这一目标之所以和犹太人相同，在于两个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同时又饱受外族的欺凌和压迫。有传统，所以有文化的继承；有来自欧风美雨的现代化的外来压力，所以不得不改革。和犹太人一样，继承和改革并举，取道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是中国人为了实现上述双重任务所必须走的路。 犹太人的现代化之路和欧洲的路不同。欧洲的路是从理性主义哲学中自发地产生现代科学和民主制度，从基督教自身的改革中产生出新教。这是西方文化这棵大树自身的分化和成长。犹太人的现代化之路，则是在继承和革新传统犹太教的同时，将外来文化（科学技术以及普世的人文价值） 嫁接在自己的传统之上。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形不同于欧洲，而类似于犹太。因此，如果说欧洲的启蒙和现代化之路不适于中国国情，那么，犹太人走过的路则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有更直接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