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倭功绩
    胡宗宪（？--1565年），字汝贞，号梅林，又号林龙川人。徽州府绩溪县（今属安徽）人。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历知益都（今属山东）、余姚（今属浙江）两县，后擢御史，巡按宣府、大同。三十二年（1554年）始，历任浙江巡按、巡抚、抗倭总督、兵部尚书。四十四年（1565年）仲冬日，服毒自杀于狱中。
    胡宗宪自任浙江巡按起，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一月以严嵩党事革职，始终参与和指挥抗倭战争。此间也是我国东南沿海倭患最重的时期。倭寇所至，“掳掠男女，劫夺货财”①。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倭寇袭击宁波、台州，“攻掠诸郡邑无算，官民廨舍焚毁在数百千区”②。三十三年，进犯浙、直，焚杀无数，仅昆山县“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妇十失四五”③。沿海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激起中国人民强烈反抗。胡宗宪顺应历史潮流，“以倜傥非常之才”④，抱定“贼一日不除，则臣一日不敢离军营；海上一日不靖，则臣一日不敢离海上”⑤的雄心壮志，领导抗倭战争七、八年，参加“大小数十百战”⑥，战功赫赫，为抗倭战争胜利立下卓越功绩。
    第一，水陆并举，建立沿海防御体系。明初注重海防，“陆有战守，水有战船”⑦，倭寇偶有骚扰。嘉靖三十二年（1554年）后，倭患频仍。这时明廷决定以胡宗宪任抗倭总督。他上任后，十分重视加强海防，并把苏、松地区做为重点，主张“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防之于海；犹防江者必防之于江”⑧。以往抗倭总督于加强海防方面虽也曾有举措，但都未能形成防御体系。胡宗宪针对倭寇“去来飙忽难测”，“海涯曼衍难守”⑨，沿海地区随时可能遭受倭寇焚掠的情况，决定建立沿海防御系统。组织人员把沿海倭情、地理形势及抗倭措施编成《筹海图编》，指导抗倭斗争。“缮甲造舰”⑩，修造战船千艘，多置火器，配备佛郎机、鸟铳、火砖、喷筒、火箭等，由俞大猷、戚继光分率巡洋。福建沿海设立哨兵，置烽火门、小埕、南日、浯屿和铜山五大水寨，派驻军队捍卫海岸。浙江沿海设海盐、澉浦、乍浦三大水寨，招募苍山、福清等船78只布列各港口，以四参将六总兵统之，“不拘警报有无，而亲出海洋，严督各总戮力用命，以遏海寇于方来”（11）。明朝真正的水师是从这时建立的。
    第二，蠲免租赋，不“为倭贼殴民”。嘉靖年间，“南倭北虏”并存，军费开支浩繁。三十四年（1556年），额外增税，亩出兵饷一分三厘，加上其他名目众多的赋役征发和严厉的海禁，沿海居民“膏血为之罄尽”（12），生路断绝，敝衣枵腹，皆曰：“与其守分而瘐死，孰若从寇而幸生？”（13）部分百姓被迫加入倭寇行列。胡宗宪深感问题严重，指出：“凡此经费，虽一木一石，一米一钱，皆生民膏脂……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重困之以征徭，搜刮之以劝借，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是有司者，乃为倭贼殴民，而又何怪乎？”（14）他奏请朝廷宽限征收江南地区历年所欠加派、逋赋，并蠲免倭患重灾区钱粮。浙江省加派缎匹、工料等项银两，已达20多万，户、工二部还催查历年逋赋。时任浙江巡抚的胡宗宪上疏请敕户部，将加派本省的缎匹等项一一查清，除国家急需者严督依限征解外，“其余姑照苏、松事例，暂宽期限，其节年拖欠钱粮，暂且停征。及以后再有加派，一应钱粮，暂派别省”（15）。
    在胡宗宪疏争下，明廷除因自然灾害对东南地区减免赋税外，又多次在倭害严重地区大规模蠲免钱粮。他还根据需要，随时裁减水陆官兵，以减轻百姓负担。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月，奏准裁去部分士卒及岁费银49.9万余两（16），有力地调动了广大民众的抗倭积极性。
    第三，整肃军纪，赏罚分明，身先士卒，同将士共甘苦。明朝中叶，军队腐败，“法令废弛”，卫所官兵“桀骜不训，顽钝无耻。驱之戎行，则恍然自失；责之城守，则恬若罔闻”（17），“平居则哨探不设，临阵则纪律无闻，上熙下恬”（18）。“脆弱之兵”、“纨袴之将”（19），正是明军状况的真实写照。胡宗宪认识到：“赏罚明而士心益以劝，军政肃而海贼不足平”（20）。即平定倭寇必须从整顿军政，严明赏罚，提高将士战斗力开始。
    嘉靖三十四年正月，柘林倭寇犯乍浦、海宁，陷崇海，杀死官兵多人。胡宗宪奏请“正失事诸人之罪”。巡抚、指挥、参将、把总以指挥无方，临阵脱逃，“各坐罪有差”（21）。参照协总指挥王鹏“备御无方”，使百余倭寇流毒三郡，数百军民被害，为推卸罪责，竟“割取阵亡之首冒报部下之功”，胡宗宪疏请对其“宜重究以彰大戒者也”（22）。对抗倭有功官吏则不次超擢。知县杨藏、千户周勇、监生乔镗等作战有功，“奖赏有差”（23）。吏员吴成器“敢死善战”，“量改郡职”（24）。唐顺之战功卓著，迁佥都御史。即使对同一人，亦赏罚分明。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倭寇攻破杭州北新关，提督李天宠贻误军机被胡宗宪弹劾。同年十月至十一月，倭寇分掠绍兴府各县，李天宠率军斩擒300多人。胡宗宪上疏“请录巡抚都御史李天宠……等功”（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