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间，将领侵盗军饷比较普遍。但胡宗宪所谓侵饷事却大有可辨之处。其一，如上所述，取资官帑、富室是胡宗宪筹措抗倭经费的主要方式。其二，最关键的是这些钱财并未被他据为私有，而是用于招降王直、徐海等倭首和奖励作战有功将士。
    倭首之一毛海峰归附后，帮助明军进攻倭寇，遣其党羽说谕各岛“相率效顺中国”，胡宗宪“乞加重赏”（87）。兵部覆言：“兵法用间用饵，或招或抚，要在随宜济变，不从中制。”（88）嘉靖三十五年，为解桐乡之围，胡宗宪馈送徐海黄金千两，缯绮数十箱（89）。为诱降王直、徐海，而“日费百余金”。
    为鼓舞士气，胡宗宪决定奖励作战有功将士。汤克宽部抗倭有功，军饷“每日人各八分”，对“戚家军”更是“给饷甚厚”，士兵“愿出死力战守焉”（90）。
    因此，当胡宗宪知道有人诬他“侵盗军饷”时，上疏辨曰：“臣为国除凶，用间用饵，不有小费，不可以就大谋，而忌者遂缘此生奸，指为侵扣，臣诚不能以危疑之迹自埋于谗谤之口，乞且赐罢，以待分论少明，然后东西南北惟上所用。”（91）在他请求下，朝廷命浙江巡按崔栋申勘“侵盗军饷”事。嘉靖四十年（1561年）五月，崔栋将调查结果上奏皇帝，说“宗宪无他，且言军中所恃以鼓舞人心者，财耳。其中用间行饵，贾勇赏谋，鼓舞之术居多，若使尺寸之间尽以绳墨约之，宁遽有今日哉！以臣之愚，宗宪可原。”（92）世宗诏旨：“钱粮既查明，胡宗宪令照旧尽心督抚”（93）。时臣萧彦后来回忆道，胡宗宪死时，“其家也几乎壁立”（94）。因此，“总督银山”说不能成立。
    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南京户部给事中陆凤仪为献媚徐阶，劾胡宗宪“欺横贪淫”十大罪状，指责其“日取驿递官民军前粮饷而斩艾之、朘削之，督府积银如山”（95）。胡宗宪以此被逮。徐阶主修《世宗实录》时，又给他留下“总督银山”的恶名。
    上述可见，否定胡宗宪的几种观点基本上站不住脚，而且大都在当时早已澄清。所以流传至今，与徐除关系很大，和党争密切相关。徐阶与严嵩同在内阁任事，对严嵩长期把持朝政十分不满，双方明争暗斗，貌合神离。胡宗宪交结严嵩，很自然引起徐阶嫉恨，一直寻机对他进行报复。严嵩倒台，徐阶任首辅。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一月，胡宗宪以“党严嵩”被逮，嘉靖帝让他归乡闲住，徐阶仍不放过，派人观其动静，谓其侵匿别人财产，特别是给他加了“妄撰圣旨”的罪名，便将胡宗宪置于死地。主修《明世宗实录》时，又把过去攻讦胡宗宪的流言蜚语作为结论收录。胡宗宪因而成为朋党倾轧的牺牲品。对此，时人王畿说，胡宗宪“权位重而责愈备，经费浩而迹愈疑，以一人之情擅六、七省之刑罚而德怨易至于横生”（96）。谷应泰明确指出：胡宗宪抗倭有功，但权太重，尤其厚结严嵩、赵文华，“祸机萌此矣”（97）。
    胡宗宪蒙冤被逮，茅坤“上书颂其冤”。及卒，沈明臣“作孤愤，走墓下哭，天下闻而悲焉”（98）。史家谈迁为其鸣不平，曰：“中山之箧再入，而鸟尽弓藏矣，国家酬功类然，所以劳臣为之裹足也”（99）。
    胡宗宪作为封建官僚，有其自身难于摆脱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攀附权贵，气节稍贬，生活放纵，携妓酣饮，视总督府为杂剧场。对俞大猷虽很器重，但一旦触及到私利，便不惜嫁祸于人。俞大猷与御史李瑚同乡，又都反对招抚王直。王直被杀，“其党大恨”，倭寇蜂至，流窜福建，“闽人大噪，谓宗宪嫁祸”（100），李瑚趁机弹劾胡宗宪“招王直启衅”等三大罪，舆论对胡宗宪十分不利。胡宗宪怀疑俞、李合谋倾己，便上奏说俞大猷对倭寇“邀击不力，纵之南奔”（101）。俞大猷被逮诏狱，这成为胡宗宪一生最大缺失。尽管如此，胡宗宪仍将作为明代杰出的抗倭将领永载史册。
    注释：
    ①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
    ②（31）（63）（64）（97）（10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5《沿海倭乱》。
    ③归有光：《昆山县倭寇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