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思念忆建西
    白头人送黑头人，乃是人生晚景的凄凉。我不幸活得太久，经历此类丧痛渐多。从1993年唐文权苏州病逝开始，先是刘望龄在广州先我而去，今年4月又有建西病故于贵州。他在深圳大学的挚友王立新先生最近来汉看我，说是正在筹划出版一本文集，纪念这位苗疆侠士逝世一周年。我称建西为侠士，不仅因为他曾写过一本武侠长篇小说《龙吟苗疆》，更因为他的身上经常隐隐约约流露若干侠气，如见义勇为，讲究信义，热忱助人等等。作为曾经的老师，作为相知较深的朋友，写篇纪念文章实属理所当然，但不知何故，始终不知如何下笔。特别是拜读了立新长达数万字的《想为老游唱首歌》之后，更感觉过去对建西关心不够，了解太少，只能以“江郎才尽”自我解嘲。
    但无论如何，总得应该有所抒发思念之情。反反复复，穷思苦想，终于检出旧作--为建西《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写的序言，郑重提交给纪念文集的主编。这篇文章写于1997年，建西离开华师只有两年多，而且与母校师友仍然保持密切联系，所以写作时建西在我的印象里仍然是鲜活清晰的，而且我也确实是用心表述了我对其书其人的理解与钟情。那一年正好赶上香港回归之喜，建西又当春秋鼎盛之年，所以文章结尾对他寄予殷切期望，深信这位苗疆侠士必将可以在深圳特区大显身手，成就不凡。
    下面是这篇序言的全文：
    我很高兴获悉《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1895-1945）》一书即将付梓问世。这不仅因为作者曾是我的学生，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在贵州土生土长，并且血管里流着苗族的血液。他热爱贵州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眷恋苗族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而经过三年博士学位的刻苦攻读，更增添了他对研究贵州苗族社会历史文化的无限痴迷。
    作为此书的基础，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我在审阅之后不禁扪心自问：我们过去的教学与研究，对于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论述，是否已经完全客观与公正？诚然，建国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史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我们在通史研究中也经常注意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力求正确阐明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讴歌各民族之间的互助合作、友好交往、谴责统治阶级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但是，除了一些民族史专家以外，我们对于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了解得还很不够，因此很难从精微处把握其精华与魅力。作为汉族历史学家，我们不能不为此感到遗憾与内疚，而协助培养少数民族史研究者，特别是促进其本族史研究者的成长，正是我们弥补自己缺失的实际行动之一。
    长期以来，我们对史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比较警觉，批判也较多，但是对于或多或少残存的大汉族主义或大中原主义的影响，则较少注意甚至习焉不察。即以辛亥革命史研究而言，我们引用革命文献和革命者以后撰述的论著较多，而“排满”乃是20世纪最初10年的主旋律，其中夹杂的大汉族主义言论即比比皆是。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虽然倡言“五族共和”、“五族一家”，但由于历届政府阶级性质的局限，并未得到认真的贯彻。解放以后，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等重要理念，在新的科学理论基础上取得进一步认同，并且在教学与研究中非常注意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规范。但是毋庸讳言，对于隐藏在“排满”话语背后的大汉族主义深远影响，还有不少清理工作有待于继续努力。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不是一句空话，应该体现于民族关系的各个层面，其中就包括各民族相互尊重彼此的历史与文化，应该以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认同与整合为大前提，而不容许站在狭隘的民族立场，增添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分歧。由于汉族长期处于中国历史的主导地位，而且又是人数最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民族，我们应该对自己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
    我常常觉得过去的史书讲民族之间的纷争太多，讲民族之间的友好交流与相互融合则远远不够。其实，经过千百年曲折的历史整合，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已经日趋成熟，而民族自身情结的负面影响则已逐渐淡化。随着社会进化与人口移动，汉族与许多兄弟民族实际上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经济、文化甚至风俗习惯方面都正在结成一体并相互趋同。历史的恩怨与创痕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学家理应作实事求是的陈述，但是却没有必要故意揭开已经愈合的历史疮疤。因此，在加强研究汉族或中原文化的同时，也需要（甚至更需要）加强研究少数民族和非中原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特别是民族之间与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整合。
    建西此书展现的不仅是贵州苗族地区神奇瑰丽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而且给我们带来新的视角与视野。这是一个有着苗族血缘的土著青年，在离开具有田园牧歌情调的故乡之后，在华南经济开发区经受多年现代化大潮的冲洗，且又在高等学府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的系统训练，然后形成的视角与视野。他以苗家子弟的眼光审视本族先民的历史，所以使我们这些汉族史家感到新鲜；但他又超越了民族屏障，以中华民族乃至人类一体的广阔视野，来观照甲午战后50年间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这更使我们有耳目一新之感。他深入发掘古老的苗族巫文化包含的“生成”哲学意蕴，并且以此为切入点，探讨苗、汉（中原）以及外来的基督教三种文化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为了说明这种错综复杂关系，他还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并非遥远但已画上句号的动人故事，围绕着石门坎教堂展开的繁复情节，包含着许多万古常新的深刻哲理。我无意介绍作者的学术观点，因为读者可以通读全书，然后形成自己的理解与评判。我所欣赏的乃是作者自始至终都是在“交流”二字上做文章。谁都知道，没有交流就没有相互理解，没有相互理解也就没有相互尊重，更谈不上相互融合与相互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