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西毕业后又回到深圳，正式转业成为大学教师，这是他人生道路上又一次新的转折。他离开华师以后，非常怀念母校师友，每逢中秋必寄月饼，元旦则必寄挂历。月饼精选味美，挂历力求高雅，而且邮寄包装也是一丝不苟，方方正正，扎扎实实，正如其日常的工作作风。他随书寄来的那封信，叙述再三落实挂历是否寄到，至今仍可使我感受到他对老师的真挚关爱与办事的认真过细。1996年，台湾学者张朋园教授与我同往他的故乡，他专程从深圳赶来，与贵州社科院两位年轻学者，陪同我们长途跋涉参观黔东南苗族聚居村落。这三位高级导游都是当地苗族英才，选择路径，参观、联欢、座谈等活动安排妥善，特别是沿途的安全与食宿更是煞费苦心，让我们两老舒舒服服、高高兴兴结束此次“苦旅”。本来，主要接待方的负责人出于安全考虑，主张就在花溪、黄果树、龙宫照例游览一下就可以了。但建西却力排众议，勇于担当，独自策划促成此行。朋园与我都深感收获极大，增加了对于偏远苗疆的真切了解。这一年我与朋园都年满70，很幸运地享受这次原生态的苗疆之旅，满心欢悦地进入古稀之年。
    从建西等三位高级导游来说，可能还有一点遗憾。因为他们原先曾与一位有见识的企业家共同策划，打算利用我与朋园来黔，特别邀请闲居在北京的朱厚泽回省，举办一次公开的三人对话，因为厚泽以前在贵州省委书记任内口碑甚好，在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精英）享有很高威望。建西此前每到北京必去看望厚泽，厚泽也曾多次通过这些年轻友人向我转达他的关怀。因为他当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期间，曾专门在我校举行一次武汉知识界代表人士座谈会。当时我正好担任校长，略尽地主之谊，大家叙谈颇为欢洽，会后又正好同一班火车到北京，再次做长夜深谈，对中央“三宽”（宽容、宽松、宽厚）政治理念的形成与贯彻寄予期望，但同时也怀有忧虑。而稍后不久胡耀邦下台，厚泽也受到牵连被闲置多年。我们当然希望他能来贵阳重晤并畅谈，但以嫌疑之身处嫌疑之地的厚泽似乎不愿因抛头露面再次招惹是非，这当然使建西与其他热心人士非常失望。
    通过这次旅行，由于朝夕相处、交谈甚多而增进了相互理解，朋园对这三位“小同乡”颇为赏识。所以10多年以后他还旧事重提，对我表示希望能够再次重访苗疆，但因吴雁南、冯祖贻等老友多已故去或退休已久，相关单位人事更迭颇多，因此朋园的建议迟迟未能实现，而我因此失去与建西再次欢晤的机缘，从此天人相隔，终于永远诀别。
    建西耿直敢言，朴实而又保持清高，虽不合时宜仍我行我素，决不趋时媚俗，视职衔名位若尘土。但是无论是在深圳、故乡、母校或是其他许多地方，还有这么多亲朋好友记住他，追思他，为他编辑出版纪念文集。古话说：“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建西理应无憾，而作为老师的我也因此而得到安慰。听说，去年建西老父曾多次对前往吊唁的友人表示：“建西为国家、社会贡献太少。”他内心深感歉疚。作为同一代人而且又都是“南下干部”，我能够理解他的话语与内心隐痛。以建西的德才学识，本来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这不仅是他父母与师长的厚望，也是许多挚友的共识。建西、建南的命名，原本就是他的父亲希望他们为建设祖国大西南奉献力量，表达的就是建西老父和我们这代人希望子女为国家、社会奉献的忠诚，同时也是希望兄弟俩可以相伴终生。是疾病夺去了建西的生命，但他确实未能得到相关领导部门公平的评价，真是时也命也！
    因此，在深情追忆建西之际，我要再次大声呐喊：现行误人误国的学术评估指标体系，必须彻底改造！
    附：深圳大学国学所王立新教授来信
    刘老师您好！
    我是深圳大学王立新，章先生知道的。
    您代章先生发给何卓恩教授的纪念游建西教授的文章，已经由何卓恩教授转发给我。
    章先生如此年纪，这么短的时间，写出这样动情而感人的文字，用心、辛苦和伤怀可想而知！对此，我由衷感佩，并且再度流泪。一个月前，我在读章先生给游建西教授《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写的《序言》时，已经留了泪。我为我的老友游建西教授有这样的好老师感到自豪，我为中国学术、思想界有这样的元老感到骄傲！
    我准备将章先生的文章先发在我的新浪网署名“江南提学”的博客上，请您代向章先生表达这层意思，以便使更多的人尽早看到章先生的文章。
    “在深情追忆建西之际，我要再次大声呐喊：现行误人误国的学术评估指标体系，必须彻底改造！”章先生在文末的这一声呐喊，喊得惊天动地，喊得震撼人心，喊到立新心里去了，也喊到了所有对恶劣的现行教学和科研评估体系还有感知、对中国的教育事业还有责任的人的心里去了。章先生喊出了中国教育的良心！
    请代立新向章先生致敬！说立新在千里之外，给章先生顿首叩安！谢谢！
    深圳大学国学所王立新
    2013年教师节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