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先生撰文深情追忆弟子游建西(3)
建西毕业后又回到深圳,正式转业成为大学教师,这是他人生道路上又一次新的转折。他离开华师以后,非常怀念母校师友,每逢中秋必寄月饼,元旦则必寄挂历。月饼精选味美,挂历力求高雅,而且邮寄包装也是一丝不苟,方方正正,扎扎实实,正如其日常的工作作风。他随书寄来的那封信,叙述再三落实挂历是否寄到,至今仍可使我感受到他对老师的真挚关爱与办事的认真过细。1996年,台湾学者张朋园教授与我同往他的故乡,他专程从深圳赶来,与贵州社科院两位年轻学者,陪同我们长途跋涉参观黔东南苗族聚居村落。这三位高级导游都是当地苗族英才,选择路径,参观、联欢、座谈等活动安排妥善,特别是沿途的安全与食宿更是煞费苦心,让我们两老舒舒服服、高高兴兴结束此次“苦旅”。本来,主要接待方的负责人出于安全考虑,主张就在花溪、黄果树、龙宫照例游览一下就可以了。但建西却力排众议,勇于担当,独自策划促成此行。朋园与我都深感收获极大,增加了对于偏远苗疆的真切了解。这一年我与朋园都年满70,很幸运地享受这次原生态的苗疆之旅,满心欢悦地进入古稀之年。 从建西等三位高级导游来说,可能还有一点遗憾。因为他们原先曾与一位有见识的企业家共同策划,打算利用我与朋园来黔,特别邀请闲居在北京的朱厚泽回省,举办一次公开的三人对话,因为厚泽以前在贵州省委书记任内口碑甚好,在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精英)享有很高威望。建西此前每到北京必去看望厚泽,厚泽也曾多次通过这些年轻友人向我转达他的关怀。因为他当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期间,曾专门在我校举行一次武汉知识界代表人士座谈会。当时我正好担任校长,略尽地主之谊,大家叙谈颇为欢洽,会后又正好同一班火车到北京,再次做长夜深谈,对中央“三宽”(宽容、宽松、宽厚)政治理念的形成与贯彻寄予期望,但同时也怀有忧虑。而稍后不久胡耀邦下台,厚泽也受到牵连被闲置多年。我们当然希望他能来贵阳重晤并畅谈,但以嫌疑之身处嫌疑之地的厚泽似乎不愿因抛头露面再次招惹是非,这当然使建西与其他热心人士非常失望。 通过这次旅行,由于朝夕相处、交谈甚多而增进了相互理解,朋园对这三位“小同乡”颇为赏识。所以10多年以后他还旧事重提,对我表示希望能够再次重访苗疆,但因吴雁南、冯祖贻等老友多已故去或退休已久,相关单位人事更迭颇多,因此朋园的建议迟迟未能实现,而我因此失去与建西再次欢晤的机缘,从此天人相隔,终于永远诀别。 建西耿直敢言,朴实而又保持清高,虽不合时宜仍我行我素,决不趋时媚俗,视职衔名位若尘土。但是无论是在深圳、故乡、母校或是其他许多地方,还有这么多亲朋好友记住他,追思他,为他编辑出版纪念文集。古话说:“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建西理应无憾,而作为老师的我也因此而得到安慰。听说,去年建西老父曾多次对前往吊唁的友人表示:“建西为国家、社会贡献太少。”他内心深感歉疚。作为同一代人而且又都是“南下干部”,我能够理解他的话语与内心隐痛。以建西的德才学识,本来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这不仅是他父母与师长的厚望,也是许多挚友的共识。建西、建南的命名,原本就是他的父亲希望他们为建设祖国大西南奉献力量,表达的就是建西老父和我们这代人希望子女为国家、社会奉献的忠诚,同时也是希望兄弟俩可以相伴终生。是疾病夺去了建西的生命,但他确实未能得到相关领导部门公平的评价,真是时也命也! 因此,在深情追忆建西之际,我要再次大声呐喊:现行误人误国的学术评估指标体系,必须彻底改造! 附:深圳大学国学所王立新教授来信 刘老师您好! 我是深圳大学王立新,章先生知道的。 您代章先生发给何卓恩教授的纪念游建西教授的文章,已经由何卓恩教授转发给我。 章先生如此年纪,这么短的时间,写出这样动情而感人的文字,用心、辛苦和伤怀可想而知!对此,我由衷感佩,并且再度流泪。一个月前,我在读章先生给游建西教授《近代贵州苗族社会的文化变迁》写的《序言》时,已经留了泪。我为我的老友游建西教授有这样的好老师感到自豪,我为中国学术、思想界有这样的元老感到骄傲! 我准备将章先生的文章先发在我的新浪网署名“江南提学”的博客上,请您代向章先生表达这层意思,以便使更多的人尽早看到章先生的文章。 “在深情追忆建西之际,我要再次大声呐喊:现行误人误国的学术评估指标体系,必须彻底改造!”章先生在文末的这一声呐喊,喊得惊天动地,喊得震撼人心,喊到立新心里去了,也喊到了所有对恶劣的现行教学和科研评估体系还有感知、对中国的教育事业还有责任的人的心里去了。章先生喊出了中国教育的良心! 请代立新向章先生致敬!说立新在千里之外,给章先生顿首叩安!谢谢! 深圳大学国学所王立新 2013年教师节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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