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防战略的这些议论，对李鸿章的海防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而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从以陆防为主发展到海陆并重，是其海防战略思想的一大进步。虽然他并不完全赞同海军采取攻势战略思想，但终于认识到铁甲船在水师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外海机动作战的能力。他说：“夫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岸丛杂，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39卷，第33页。）还指出：“从来御外之道，必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无论用刚用柔，要当预修武备，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39卷，第30、33-34页。）他十分同意梅启照“水能兼陆，陆不能兼水”之说：“梅启照谓水能兼陆，陆不能兼水，敌船可以到处窥伺，我挫则彼乘势直前，彼败则我望洋兴叹，洵系确论。”并进一步指出：“夫水师所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著为活著也。今募陆勇万人，岁饷约需百万两，然仅能专顾一路耳。若北洋水师成军，核计岁饷亦不过百余万两，如用以扼守旅顺、烟台海面较狭之处，岛屿深隐之间，出没不测，即不遽与敌船交仗，彼虑我断其接济，截其归路，未必无徘徊瞻顾之心。是此项水师果能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其布势之远，奚啻十倍陆军？”（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24卷，第26页。）他认识到海军既具有机动作战的作用，便应将防御区域拓展到外海，这不能不是其海防战略思想的一大发展。
    然而，晚清海防建设的实践并没有跟上海防战略思想的发展，到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时，李鸿章已不再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的话，而强调“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认为海军力量“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24卷，第26页。）了。事实上，直到此时再寄希望于采取单纯守海口的消极防御战略，只能是招致失败之道。
    三、晚清海防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尽管晚清海防建设没有真正搞上去，但晚清海防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却不容忽视，相反，倒是应该认真研究，并且给予积极的评价。
    首先，在晚清时期，海防思想与近代化思想是同时发生的。也可以说，海防思想就是早期的近代化思想。海防思想的中心内容是“师夷长技”，而西洋“长技”起初又主要指的是“船坚炮利”。因此，晚清的近代化历程与西方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即它的启动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当时一批较早注意了解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倡导学习外国而推动起来的。林则徐和魏源就是晚清最早一批先进中国人中的代表人物。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派官员继承林、魏之遗意，将海防思想从理论付诸实践，于是开始了以“自强”为口号和目标的近代化运动（又称“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可见，从思想渊源看，鸦片战争时期以“师夷长技”为中心内容的海防思想，事实上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化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晚清近代化是以创办近代造船工业为起点的。所以，近代海军的产生和发展便成为近代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海防问题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是只设船厂造兵船，只设军械局造火器，亦可扩而大之，使制造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利于发展贸易。这样，由创建军用工业开始，自然便逐渐扩大到创办民用工业。由此可见，从根本上说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启动的近代化运动，只不过是将以“师夷长技”为中心内容的海防思想付诸实施罢了。
    其次，最初晚清海防论者所说的“师夷长技”，主要指学习西方的船炮制造，后来扩大到“采西学”，也只是指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但是，随着对西方国家社会历史更多的了解，人们逐渐对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危险处境开始有所认识。他们指出，中国面临着一场“古今之变局”（注：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第2册，第624页。），西方国家的侵略着实是中国的“大害”，但也可以成为“大利”（注：王韬：《弢园尺牍》，香港，光绪六年十一月自刊，第7卷，第1－3页。）。关键在于要善于因应变通，改变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得其道而顺用之”（注：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2卷，第20页。）。正由于此，这些先进的中国人，在了解和探讨西方国家富强之道的同时，也开始介绍其政治情况。他们对西方政体的往往带有倾向性的介绍，给受数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窒息的中国社会透进了一些外部世界的新鲜民主空气，在当时是有着启迪民智的意义的。其后的海防论者，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也无不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大感兴趣，并将其三种政体形式进行比较研究，以为中国之借鉴。康有为正是在1882年阅读了大量有关西学的书籍之后，才“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开始“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注：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卷，第116页。），其维新变法思想从此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可见，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不仅推动了西学东渐的进程，而且为尔后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想起了荜路开山的作用。其对传播民主政治思想的启蒙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复次，晚清的海防建设虽说不够成功，而在海防思潮的推动下，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北洋海军终于在1888年正式成军，就是一个例证。当时，其实力居于远东第一（西方国家除外），使各国皆刮目相看。本来，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清政府加速了海军的建设，主要是为了防范日本。文祥对日本的动向极为忧虑，认为“目前惟防日本为尤急。”李鸿章亦有同见，指出：“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24卷，第26页。）其后还进一步说明：“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78卷，第61-62页。）应当承认，在一段时间内，这一目标还是基本上达到了。北洋海军成军之初，其实力超过了日本海军。特别是定远、镇远两艘7000吨级的铁甲舰，为日本所未有，对其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日本图谋侵略中国的方针是早就确定了的，其所以迟迟未敢贸然发动侵华战争，就是因为对北洋海军存有顾虑之心。1886年发生的中日长崎事件，之所以最终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固然是由于日本理屈和外交处境不利，则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海军对日本来说居于优势地位。中日长崎事件结案的当月（1887年2月），日本参谋本部以长崎事件之妥协结案为日本之耻，便为发动侵华战争预作准备，由其第一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起草了《清国征讨方略》。与此同时，还命在第二局任职的海军军官和舰队军官也分头草拟对华作战的计划。不久之前，在日本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里发现了六份这样的《征清方策》。从后来甲午战争的实际作战过程也可看出，《征清方策》“被具体化并应用于日清战争的实战之中。”（注：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但在当时，日本海军还不具备打败北洋海军的实力，这些计划暂时也就难以付诸实施。直到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的前夕，在日本军方内部还有人（如海军军令部部长中牟田仓之助海军中将）反对对中国开战，而主张采取守势运动，也由此看出日本一直感到中国海军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注：山本四郎：《1887年日本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介绍》，《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基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当时正是因为中国有了一支北洋海军，才使日本不得不将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时间大大推迟了。问题是北洋海军成军之后，清政府却决定停购船械，而日本则以打败中国海军为目标，此后平均每年添置新舰两艘，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无论其数量还是装备质量都已超过了北洋海军。这样，北洋海军最终落得个师潛威海卫港的可悲结局，就不奇怪了。但是，决不能以后来之失误来抹煞先前之成就，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以上对晚清海防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价值的认识，只不过举其要者而言。纵观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林则徐、魏源以来，几代先进中国人探索海防思想汇合而成的海防思潮，其发展虽屡遭挫折而步履维艰，但由于海防问题在中国是和近代化问题紧密相联的，因此，海防思想之由理论走向实践，不仅带来了海防建设的近代化，而且也启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正由于此，尽管论者对于晚清海防思想演进中的某些观点和问题，或臧或否，可任意评说，然通过历史的考察，对其历史地位和价值还是应当给予一定的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