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1898年6月15日翁同和开缺后，人们在探讨其中缘由时，一直是人言人殊。学术界在探讨这一事件起因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不同看法：第一是翁同和罢官出自慈禧的决定，其中起主要作用则是刚毅，其目的是剪除光绪帝的羽翼，打击刚刚开始的变法；第二是认为翁同和开缺的原因是多种因素构成，其最主要的是光绪帝态度转变，是光绪帝主动将翁同和开缺；第三是认为翁氏开缺与维新派有关，康有为想取而代之，充当太傅。（注：参阅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合编：《甲午战争与翁同和》中有关论文：孔祥吉著：《戊戌维新运动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萧公权：《翁同和与戊戌维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把光绪帝罢免翁同和的朱谕同在此之前几次弹劾翁同和等人的奏章结合起来，联系甲午战后翁同和等人具体负责的一些重大内政外交活动，把它们放到当时国际背景中去分析，就可以得出：翁同和开缺是甲午战争以后出现的由严重的民族危机而带来的清统治集团内部满汉矛盾激化的结果。也就是说，究竟是由满族亲贵来负责还是由汉族要员来负责甲午战争以后出现的民族危机，因为甲午战后到1898年这段时间，中国没有发生外来的战争，可中国却不断地丢失主权和领土，甚至出现列强瓜分中国的局面。
    首先，分析1898年6月15日光绪皇帝的朱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和，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见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形，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和著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注：（清）徐致祥等撰：《清代起注册》（光绪朝），30784～32786页，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影印，1987。）
    从朱谕中可以得知翁氏开缺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办事多未允协，屡经有人参奏”；二是“渐露揽权狂悖情状”。由此可定“断难胜枢机之任”。对此朱谕，翁同和是“感激涕零。自省罪状如此，而圣恩矜全，所谓生死而肉白骨也！”（注：《翁文恭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二十日，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没有半点怨言，只有开缺回到老家后在祖坟上痛哭一次。“抵墓次伏哭毕，默省获保首领，从先人于地下幸矣。又省所以靖默吾君者皆尧舜之道，无骩骳之辞，尚不致贻羞先人也。”（注：《翁文恭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二十日，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他为能保全脑袋将来能陪伴先人于地下而庆幸。反映出翁在回首往事，对政坛斗争险恶的恐惧。在翁开缺时，满朝王公大臣，以及翁氏的门生故吏，竟无一人敢说半个不字。从翁同和本人的反映和满朝王公大臣反映来看，光绪帝颁布的朱谕中提到的理由是站得住脚的，而不是强加到翁同和身上的。
    为了更深入分析这道谕旨，我们很有必要分析朱谕中提到的“参奏”，以及翁同和对别人参劾的反响。
    1898年4月28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八日）安徽藩司于荫霖上奏折条陈时政，批评翁同和等人：“一曰斥把持：办理胶案之错，天下之人皆归咎于翁同和、张荫桓。臣窃谓张荫桓出身微贱，贪謟著名，无足深责。若翁同和为已故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端正虚公，为当代儒臣，翁同和承其先训，受恩至深，夙负清望。胶事重大，本非一二人才力所能妥办，自应合中外文武百官以谋之，乃翁同和外则徇德之人请，内惑于张荫桓之言，以至今日无所措手，已一误矣；倭款一万万，约定六期分还，期宽易筹，或可不至借贷，即使借贷，为数不甚巨，则所索必不甚多，乃翁同和又惑于张荫桓之言，遽借英、德商款，全数还倭，以江苏、江西、浙江、湖北四省货厘盐厘作抵，事定之后，一纸公文责令四省督抚遵办，事前不商量，更不问此四省以后度支如何应付，各口商民无不惊诧。权利既失，又失民心，是再误矣。翁同和若自揣力小任重，不能胜此艰巨，当推贤能自代，亦不失以人事君之忠，乃虑不出此，独任私智，酿成巨祸，致令人与张荫桓同嗤，臣窃为翁同和惜之也。……即请明颁谕旨，召见徐桐、崇绮，并速发电旨召张之洞、边宝泉、陶模、陈宝箴诸臣入都，任以事权，……而李鸿章、翁同和、张荫桓三人亦得让贤之美名，保身之善计，此臣之大愿也。现时势虽极迫切，果能任用贤能尚可力图挽救，是在圣心一转移耳。”（注：吴相湘著：《近代史事论丛》第1册，108～109页，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