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和等人在对日赔款不能缓期的情况下，只得向外国银行举借商款并请总税务赫德帮忙。英国汇丰银行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帮忙和贿赂，最终获得了借款权。1898年2月7日，赫德与汇丰银行大班熙礼尔、翻译毕德格来总理衙门，提出借款条件是必须以厘金和盐税作抵押。为了有让清政府早下决心，赫德提醒翁同和等大臣，“若三月一款不还，各国谓中国利权扫地，将派人合力来干预矣。”翁同和明知赫德“为汇丰说项，以危言怵人”，（注：《翁文恭公日记》，一月二十七日。）但除依靠赫德张罗借款外，别无他法。2月17日，翁同和与张荫桓到赫德家晤谈。赫德进一步说：“汇丰款可借，惟须派税司管厘金，则外国商人始服”，“又言须指定某某处厘五百万始敷抵款，并立刻定议”。（注：《翁文恭公日记》，二月七日。）翁同和只得答应。2月27日翁氏派张荫桓代表清政府同汇丰银行草签了借款合同十七条：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合银一亿两），四厘五息，八三扣，二厘五用钱。指定盐、厘三处，江苏两处，浙东一处归总税务管理。对此，翁同和说：“时迫，不得不出此。”（注：《翁文恭公日记》，四月十日。）3月1日正式借款合同签字。汇丰银行能争得这次借款，除了有赫德帮忙外，在借款中也曾行贿。
    在这次借款中翁同和、张荫桓究竟受了多少贿赂？有二种说法：在翁氏被开缺后不久，即1898年6月26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八日）翁在其日记中记：“樵野来告：初六日与军机同见，上以胡孚宸参摺示之，摺仍斥得贿二百六十万，与余平分……余漫听漫应之而已。”1898年6月27日，赫德致金登干：“御史弹劾总理衙门大臣，指控他们从上次借款中收受了约500万两的贿赂，连询汇丰银行下列各事：一、为借款之事是否付给中国人任何报酬？二、每位股票承购者收到百分之几？三、汇丰银行得到的佣金是百分之几？四、借款得现价是多少？”（注：Archices of China's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Confidenti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Hart and James Duncan Campbell,Fo-ceign language Press,Beijing,1992.p.1421.）赫德事后也说：“汇丰银行在上次借款时付钱给中国人，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借款的事全部是由我经办的。”（注：杨遵道编著：《十九世纪末英俄争霸中国史》，29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从第三次筹措对日赔款活动的情况来看，翁同和等人确曾有受贿的嫌疑。1898年5月29日王鹏运奏折中提到的外国报载“该银行费银二百六十万两于中国经手之人”，同翁同和日记中提到的“八三扣，二厘五用钱”，相差无几。可见王言所言有据，并非凭空捏造，蓄意攻击。所以光绪收到奏折后，在召见军机大臣的三刻时间内，所谈多为此事，想把真相查清。翁同和没有向光绪解释清为什么不借少扣、无扣的英国政府借款，而要借多扣的汇丰银行借款，没有说明二厘五用钱究竟归何人，也没有为自己辩白，只不过退朝后感到“薰莸同器，泾渭杂流，元规污人，能无嗟诧”。（注：《翁文恭公日记》，四月十日。）认为受到张荫桓连累，慨叹权重受忌，有些委屈罢了。他未能解释清楚，将自己解脱出来。翁同和等人作为朝廷重臣竟有受贿260万嫌疑，就注定他的政治生涯快要结束了。
    二、胶州湾事件的结局及其连锁反应，使清朝最高统治者对翁同和失去信任
    翁同和主政后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如同1895年11月10日汪大燮写给汪康年信中所言：“外人嚣陵之气，日甚一日，前刘秉璋永不叙用，即各国公使之命。当时恭王即言，此是内政，非他人所能干预。各使云，必欲干预，汝便如何？且谓汝若不自办，吾辈当以兵轮驶入长江自办，所以先言，令尊处自办者，留脸面也。再三五年，恐此脸面亦不能留云云。初闻京中西人皆赴跑马公之约，赫德不去，独入译署言，目前劝中国速办之事，中国至今一件未办，我在中国发财，足以自赡，实并非想出法再想发财，实本心欲以报中国，中国不听，恐五六年后，一切有人代办矣。各国妒日本而垂涎中国久，今以后莫肯甘居人后也。又英使欧格讷期满调俄，至译署辞行，谓恭邸曰：‘我在中国日久（首充参赞），今去矣。愿效临别赠言之义，王爷在中国为第一有权有势之人，王爷不拿主意振兴中国，即无人能拿主意，但此时急矣。若并日而作，百废俱举，各国闻之，自不敢动。若如此因循，恐不数年，便不可问也。日本先下手得便宜，各国未尝不动心也。好自为之，无为天下万世笑也。’及出曰：‘为我转禀，以为遗摺。’或谓彼人不知遗摺何解，或谓实沈痛之辞，总之将来局面，若辈早有成见，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恐正今日之谓也。”（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713～7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又如文延式记载：“和议既成，举国争言洋务。请开铁路者有之，请练洋操者有之，请设陆军学堂、水师学堂者亦有之。其兴利之法，则或言银行，或言邮政，或请设商局，或请商务大臣。诸人非必无见，诸说亦多可行，则天时人事则犹有所待也。……中国人心，至是纷纷欲旧邦新命矣。乃英使欧格讷濒行，告恭邸曰：中国若再不改行新政，吾数年复来，不见此国矣。德前使巴兰德来告枢廷诸大臣曰：中国财衂不可危；既和之后，现时愒日乃可危。是促各国分裂中国也。当时闻之者亦颇有警心，旬日以后泄沓如故”。（注：汪叔子编：《文廷式集》，723页，中华书局，1993。）；因恭亲王奕訢的保守，翁同和在新政方面也不敢有所作为。“恭亲王旧勋宿德六值廷枢，翁同和、李鸿藻皆屡膺重任，其勤勤于国事，处廷亦无异辞。而慎重之中，不免转有纡回之处。”（注：汪叔子编：《文廷式集》，77页，中华书局，1993。）国家的形势未见好转，时局更为艰难。刑部主事刘光第在1897年1月22日写信给刘庆堂说：“今日事势，以兄观之，比中日未战以前尤为可怕，为人上者，愈纵酣嬉，而权要之途，愈贪愈鄙，天下大势已去，决不能复振矣”。（注：《刘光第集》编辑组：《刘光第集》，270页，中华书局，1986。）“以一人而兼任师傅、军机总理衙门、督办军务处，又领户部，皆至要之职”的翁同和，对这种局势也无能为力，以至在1897年初“出访李合肥纵谈时事，不觉流涕。”（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一月八日。）在这种背景下，胶州湾事件发生了，奉命代表清政府同德国驻华大使海靖交涉的翁同和、张荫桓，究竟如何去处理此事，无论对清政府还是对其个人前途都有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