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5月17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七日）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参劾张荫桓奸贪误国，该折谓：“用人之道，先辩忠奸。苟无为国之忠，亦惟知自私自利，置社稷安危于度外……伏见户部侍郎张荫桓，本附李鸿章以起。居心鄙险，惟利是图……前因北洋重整海军，购买战舰，由伊经手，浮冒至六十万两之多。本年借英款一万万两，该侍郎假托洋商勒掯为名，八三折扣，外加使费，致我中国吃亏二千万两，该侍郎与洋商分肥入己。此等奸赃事迹，本无佐证，人言传播，断非无因。……中外臣民莫不交口唾骂，盖亦天理人心不容或绝也。且该侍郎所自负者，长于洋务耳。然去年德人启衅以至今日，让胶州、让旅大、让威海、让广州；铁路矿务，恣彼要求；江海边关，任彼索占。张荫桓从无一字之争执，一事之补救。凡所要挟，无不如志。即如此次德使亨利来觐，一切礼仪，闻皆张荫桓主持，事关中外交际，体制悠关，……张荫桓只知曲徇夷情，不顾有伤国体。……又闻张荫桓与其同乡人道员梁诚、容闳等，与洋人时相往还，行踪诡密。该侍郎本译署大臣，乃与梁诚等串为一局，国家之密谋大计，可一不可输于洋人。……臣窃料张荫桓屡蒙召对，其敷陈时事，必有耸动圣听之处。……此诚国家之隐忧，及今不除，久之挟外夷以自固，朝廷更莫可如何！待其奸状大著，皇上虽奋天威，决然去之，窃恐外夷为之缓颊，且以势力挟制，朝廷必至恩威俱穷，召衅纳侮，后患曷极。书曰：知人则哲，惟帝其难。……要在能知之而能去之，自无损于日月之明。伏冀皇上特伸乾断，将张荫桓立予严谴，禁锢终身，勿贻肘腋之患，大局幸甚。”（注：见孔祥吉著：《戊戌维新运动新探》，251～25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在此，徐桐将张荫桓视作“肘腋之患”，要皇帝将他“立予严谴，禁锢终身。”其原因是张荫桓“贪脏浮冒”，办理对外交涉时不抗争，只一味满足洋人要求，且“与洋人往还，行踪诡密”，将“国家之密谋大计”“输于洋人”，从而使朝廷“召衅纳侮，后患曷极”。这暗示满族权贵把甲午战后中国被列强瓜分的责任推到翁同和、张荫桓等人身上。
    4.恭亲王奕訢的去世，加快了满族权贵排挤翁和同，组成以满人为中心来具体处理政府对外交涉和对内革新的领导班子的速度。
    胶州湾事件以后，光绪皇帝决心加快新政步伐，翁同和向他推荐了康有为。而康有为提出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要结束满族的特权统治，这是满族集团所不能容许的。因而满族亲贵对引荐康有为的翁同和的排挤加快了。
    1898年初，康有为入京上书，满族亲贵即指出“康有为此来，闻是翁、张所引，将树朋党以诱皇上变法者，亟宜防备之。”（注：《戊戌变法》（一），331页。）奕訢就以“祖制”来阻止光绪见康有为。当康有为组织保国会后，荣禄就说“康有为立保国会，现放着许多大臣未死，即使亡国，尚不劳他保，其僭越妄为，非杀不可。”（注：《戊戌变法》（一），332页。）当翁同和保荐康有为，谓康才胜其十倍，“请举国以听，太后尤恶其语。”（注：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258页，神州国光社，1953。）刚毅挟嫌进谗，“密奏太后，谓公（翁）植党荧惑圣听”（注：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252页，神州国光社，1953。）。荣禄则嘱总管太监李莲英言于慈禧，“谓同和专横，且劝帝游历外洋。后闻大骇，召帝诘之，帝辩无是事，后弗信。”（注：《戊戌变法》（一），464页。）由此可见满族权贵何等齐心协力！
    当光绪帝通过庆亲王奕劻转告西太后：“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注：《康南海自编年谱》，40页，中华书局，1992。）时，满族亲贵只得让光绪擢用康有为等人去变法。
    5月30日恭亲王去世，对满族大臣来说，就面临着谁来统帅军机处、总理衙门等权力机关问题，在现有的满族大臣中，无人能在翁同和之上。要阻止翁同和取得奕訢去世后留下的位置，只有把他开缺。而恭亲王在临死之前对西太后、光绪皇帝所说的话注定了翁的命运。“此次恭忠亲王抱疾之时，皇上亲临省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者，恭忠亲王奏称，除合肥相国积毁销骨外，京中惟荣协揆禄……可任艰危。皇上问户部尚书翁同和如何？奏称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注：《申报》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九日。）“太后问以遗言，泣奏翁心叵测，并及怙权”（注：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222页，神州国光社，1953。）。他在遗折中奏请光绪“首重尊养慈闱”，“用人行政，伏望恪遵成宪，维系人心，与二三大臣维怀永图”（注：第一历史档案馆：奕訢遗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奕訢之所以这样评价翁同和，其原因是“甲午之役，当轴者力主和议，曾建三策：收高丽为行省，封韩王，如衍圣公优给俸禄世袭罔替；二选派重兵，代守其国，以备不虞；三以高丽为各国公共之地，俾互相箝制，以免强邻得所措手。时翁大司农已入军机，均格不得行，惟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已割地求和。外洋乘此机会，德踞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皆大司农阶之厉也。”（注：《康南海自编年谱》，40页，中华书局，1992。）且奕訢在同翁同和议事，“久受挫，积憾尤深”（注：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四），222页，神州国光社，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