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15日，上谕：嗣后在廷臣工仰蒙慈禧……西太后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着于具折后恭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亦着一体具折奏谢。
    内阁奉朱谕……翁同和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上谕：王文韶着迅即来京陛见，直隶总督着荣禄暂行署理。（注：《清代起注册》（光绪朝），30777～30778、30783～30786页。）
    通过上述中央要员变化来看，有几点值得注意：
    1.在1895年9月至1897年9月这段时间里，满汉官员都有升降。其中满族官员中刚毅、荣禄升得最快。中央六部尚书，绝大多数为满人。而汉族大员李鸿章则明升暗降，出访欧美归国后，已被清政府搁在一边，只有虚名。“李鸿章投闲京师，寄位总署大臣，虽仍当交涉之冲，而门庭冷落，地位已大不如前，对时政颇多愤懑之词，尤不满言官动辄遇事纠弹，放言高论。”（注：《中华民国史事纪事》（初稿），766页，台湾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4。）“李鸿藻过世了，他的众多官职之一--总裁或总翰林给了李鸿章，此举并无任何特殊意义，既无职也无权。”（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合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六卷，717～718页，中华书局，1995。）翁同和地位上升得快，一身兼任“军机大臣、总署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对光绪皇帝影响很大，因“常熟结主甚深，而僚官多不合”，尤其是满族官员不满，以致发出“咱们天下自做乎，抑教姓翁的做？”（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471～4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的疑问。不过由于此时急需解决对日赔款的难题，满族大员又无能为力，故奕訢推荐翁氏入总理衙门，与张荫桓等直接处理重大的内政外交。
    2.鉴于翁同和等在第三次大借款中和对德、俄等国交涉中的表现，满族权贵对他的攻击升级了。如刚毅在1897年2月2日在家中约见李提摩太，李氏记述：“这次晤面，他很和蔼，态度高兴，像宰相一样。……他企图做个清官，他很着急地要我知道阻碍分子是汉人官吏，而不是满洲人，汉人是怙恶不悛地排斥外国。我想使他觉得中国不研究其他国家的方法是危险的，我强调光明的需要，并且我建议他：慈禧有两位外国女教师，皇帝有两位外国导师。次日，我派了我的秘书到他那里，询问他是否可以设法使我谒见皇帝，陈述这些建议。关于此事讨论了一个钟头以后，他最后的话是他对于皇帝没有影响，翁同和最有力量，在内阁里汉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实行一切，甚至恭亲王、礼亲王都是无足轻重的人，他宣称翁同和蒙蔽了皇帝的视听。”（注：《戊戌变法》（三），558页。）刚毅把统治集团中满汉矛盾向洋人公布，并攻击翁氏“专权”，排挤满人。
    翁同和、张荫桓等在第三次大借款前为了把借外债的数目压缩到最低限度，曾先后磋商了一系列在国内有关节饷集款的办法，如裁勇、去米折、扣减旗兵俸饷、添扣各项减平、盐斤加价、裁减局员薪金、重抽烟酒税厘、外省文武养廉核扣三成、增收铺屋捐及洋土药牙帖、开征亩捐、续办捐例。（注：（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3727～3728页，中华书局，1958。）其中扣减旗兵俸饷、停放官兵米折两条首先遭到奕訢、奕劻、刚毅的反对，“两邸及刚君直认其不可，非为它，盖其护局也。”（注：《翁文恭公日记》，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在奕訢等满族权贵眼里，满州旗人的利益是万万损害不得的。其他一些搜括方法也因各方反对而相继失败。到1898年3月，翁同和与张荫桓等人又为筹集对日赔款主持发行了昭信股票，强制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认购股票，各地必须在2个月完成摊派数，以致官民苦不堪言。3月24日，御史徐道焜上了《昭信股票流弊甚多，请速筹补救摺》。指出股票发行造成“钱铺银号纷纷倒闭”，官府趁机“索川资解费”，“驱使中国富厚良民尽投洋教”，认为流弊甚多，亟图补救。因各地官员承办不力，又有苛派勒索，反对的人太多，这次发行股票失败。翁同和为筹款而在国内采取的两大措施，在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又为满族亲贵提供了攻击他的证据。
    3.翁同和、李鸿章、张荫桓等汉族官员在1897年至1898年具体承办的重大的涉外事件，使满族权贵越来越认为是汉族人同洋人勾结，合伙来搞垮满洲人的江山。大学士徐桐不仅指使门生和御史来弹劾汉族要员，而且直接上奏攻击汉族官员。他通过攻击张荫桓来攻击翁同和等汉族大员，因为张荫桓是协助翁同和、李鸿章处理各项事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