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96年3月，随着对日第二期赔款到期，翁同和等人经过反复权衡之后，为减少列强纷扰，决定仍维持原议，接英德借款条件。于3月23日正式同英德订立《英德洋款合同》：共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合银一亿两），年息五厘，折扣九四，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分三十六年还清，在借款未还清前，海关总税务司一职仍由英人担任。不久，清政府又同英签订《中缅条款附款十九条》，英掠得了中国大片领土以及云南境内的铁路修筑权，西江通航权、通商权。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龙州至镇南关铁路合同》八条，允许法国承办此铁路。
    第三次政治大借款。经过前两次大借款，中国不仅吃了“息重用费折扣多”的大亏，而且还丢失了大量领土和主权。对此，清政府十分害怕。由于对日赔款还有6次，中国以后若照此办法年复一年地借下去，可能还要损失更多更大的权益。因而清政府想早日了结对日赔款。再加上《马关条约》中有规定：“中国如从此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三年内能将偿款全部清还，除将已付利息或两年半或不及两年半于应付本银扣还之外，下余部偿款全数免息”（注：（清）徐致祥等撰：《清代起注册》（光绪朝），3574页，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影印，1987。）。翁同和与户部满尚书熙敬、侍郎张荫桓、敬信等人认为，如果照这个规定去作，将剩余赔款一次付清，中国将节省一千多万两息银，因而他们决定在1898年4月之前即三年之内一次付清剩下赔款。清政府前两次借两亿两银子，经过经手人的回扣、佣费，以及政府揽作别用和官僚们贪污挥霍，仅交日本赔款15700万两，还欠日本7250万两。据户部1896年6月11日奏折，两次大借款以后，“常年应还俄、法、英、德两项借款数巨期促”，“需银一千二百万上下”，再加上偿还其他借款的本息和给袁世凯新军军饷等项，“则岁增出款已不下二千万两”。当时，“欲开源而源不能骤开，欲节流而流亦不能骤节”（注：杨遵道编著：《十九世纪末英俄争霸中国史》，27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在此情况下，清政府只得借债。因借款数目巨大，清政府从1897年6月就开始筹措借款了。据翁同和的提议，光绪帝任命李鸿章会同翁同和及其他大臣一起共同负责这次借款活动。
    鉴于前两次借款，英、俄、德、法公使为了争当债主，彼此争夺，把总理衙门闹得像个拍卖场，清政府左右为难，处处吃亏，所以这次借款一开始，翁同和、李鸿章等人就主张避开各国驻华公使而直接同各国商人接洽商谈，李鸿章尤其热心向外商借贷。当得知中国要直接向外商进行借款后，各国商人因通过借款给中国可得丰厚利润且可得经济贸易上的优惠和特权，就通过买办、洋务官僚充当说客，争向中国贷款。一时表示愿借款的外商多达20多家，其中英、俄商居多。
    对于向外商贷款的作法，总理衙门各大臣意见不一，李鸿藻、张荫桓等人反对。张荫桓主张借款还是通过官方渠道稳妥，反对李鸿章借俄款，认为“借款需与英使商量，不可自坏门面，合肥办法，声名扫地，而必无成”（注：《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七日。）。而各国商人由于受到本国政府的种种掣肘和压力，最后被迫中断同中国的借款谈判。结果翁同和等人的及早筹措借款，避免列强争夺的意图，变成了空想。第三次大借款还得通过外国政府来借。当翁同和等人通过外商借贷失败后不久，“胶州湾事件”发生，德国侵占胶州湾，俄国舰队侵入旅顺，远东风云突变，俄、德、法与英、日的舰队，处于敌对戒备状态，形势十分紧张。各列强在华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勾结和斗争，以便在侵略和瓜分中国的斗争中，能够捞以较大的份额。
    英国与俄国在争夺第三次政治大借款中，双方寸步不让，甚至发展到以战争相威胁的地步。为了使清政府屈服于自己的要求，英俄使用了战争恫吓、金钱贿赂、外交讹诈诸手段。翁同和等人左右为难。
    1897年12月中旬，李鸿章迷恋于沙俄助华“代索胶澳”，主动向沙俄提出借款一亿两的要求，俄国正求之不得。俄财政大臣维特充分利用德国强占胶州湾和清政府急需偿还对日赔款的困境，于16日同意借款给清政府，同时提出了以下苛刻条件：1.俄国在满洲与蒙古享有铁路的借款权、修建权及控制权，及工业独占权，而且要求给中东铁路公司修筑由于线到黄河营口以东某港，并允许在该港建筑码头，许俄船出入；2.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空缺时，中国应聘请一个俄国人充任；3.借款以海关税收为担保，如不足时，以地丁正课与厘金担保。（注：杨遵道编著：《十九世纪末英俄争霸中国史》，28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英国得知俄国提出借款条件后，英使窦纳乐立即向总署提出抗议，并迫使中国接受英款一千二百万镑，向翁同和等人提出五项条件：“一、三处口岸，南宁、湘潭、大连湾公共埠；二、铁路由缅甸开至长江；三、长江各口不准他国来占；四、各处行小轮船；五、免租界外厘金。”“惟大连湾尤著意，意在必行”（注：《翁文恭公日记》，十二月二十三日。）